第二章：多瑙河畔的三颗尘埃

第二章：多瑙河畔的三颗尘埃 (第2/2页)

“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，被普鲁士的针发枪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不对。”老人打断了他，“你父亲是被自己人害死的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抬起头，盯着老人。
　　
　　“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向上级请求增援。我说，如果不在左翼增加两个胸甲骑兵团，明天普鲁士人就会从那个方向包抄我们。上级说，‘没有多余的兵力，你们自己想办法’。”老人说到这里，冷笑了一声，“结果第二天，普鲁士人果然从左翼包抄了。你父亲的骑兵团冲上去堵缺口，死了三分之二。他也在其中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的手在颤抖。
　　
　　“我告诉你这些，”老人盯着他的眼睛，“不是让你仇恨帝国。而是让你记住，在这个帝国里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。你只能靠自己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……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？”
　　
　　“因为你父亲救过我的命，”老人说，“在1859年的马真塔战役中。如果不是他把我从马背上拉下来，那颗炮弹会把我炸成碎片。所以我欠他一条命。”
　　
　　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，递给莱奥。
　　
　　“这是给你母亲的。告诉她，如果她需要帮助，可以随时来找我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接过信封，鞠了一躬。
　　
　　老人转身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下来，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：
　　
　　“还有一件事。你父亲不是懦夫。他那天本可以撤退，但他没有。他选择了向前冲。”
　　
　　伊洛娜·拉科齐坐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包厢里，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。
　　
　　她不喜欢芭蕾。她觉得那些踮着脚尖跳舞的女人像一群受了惊的天鹅，优雅但愚蠢。她也不喜欢维也纳。这座城市太精致了，精致得像一个瓷器店，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碰碎了什么。
　　
　　但母亲非要带她来。
　　
　　“你需要见见世面，”母亲说，“维也纳是帝国的首都，这里的社交圈比布达佩斯高级一百倍。”
　　
　　伊洛娜觉得“高级”这个词本身就低级得可怕。
　　
　　歌剧院的包厢里坐满了人。前排是皇帝弗朗茨·约瑟夫的包厢，但今天皇帝没来——据说他在美泉宫处理政务。旁边是外交大臣的包厢，再旁边是一位俄罗斯公爵的包厢。
　　
　　伊洛娜的目光扫过人群，忽然停在一个年轻男人身上。
　　
　　那个人坐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，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燕尾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。他大约二十五六岁，长相英俊，但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——像是猫在看一只还没决定要不要抓的老鼠。
　　
　　“那是谁？”伊洛娜问母亲。
　　
　　“哪个？”
　　
　　“第三排，右边，黑衣服的。”
　　
　　母亲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微变了。
　　
　　“那是卡尔·冯·温迪施格雷茨王子，”母亲压低声音说，“宫廷近卫军上尉，同时也是……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。离他远点。”
　　
　　但伊洛娜没有移开目光。
　　
　　因为她发现，那个王子也在看她。
　　
　　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、躲闪的看，而是明目张胆的、毫不掩饰的看。仿佛在说：我已经注意到你了，你呢？
　　
　　伊洛娜觉得恶心。
　　
　　但她也觉得有趣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第三个月开始盈利。
　　
　　不是因为他煮的咖啡好喝——事实上，他的咖啡比科胡特时代的更苦，因为他在里面掺了一种便宜的菊苣根粉。而是因为他开始做一件以前科胡特不敢做的事：允许客人在店里“谈生意”。
　　
　　什么样的生意？
　　
　　所有生意。
　　
　　有人在这里买邮票、卖邮票。有人在这里兑换外币，汇率比银行优惠。有人在这里打听消息：“听说加利西亚那边又闹起来了？”“可不是嘛，哥萨克人烧了三个村子。”“谁干的？”“不知道，也许是波兰人，也许是犹太人，反正不是哥萨克人自己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从来不参与这些谈话。他只是坐在柜台后面，擦杯子，记账，偶尔抬头看一眼说话的人。
　　
　　但他记住了一切。
　　
　　谁在抱怨皇帝，谁在咒骂匈牙利人，谁在偷偷摸摸地跟塞尔维亚人接头。谁的钱包里装着什么样的纸币，谁的袖口上有女人的口红印，谁的靴子上沾着哪个区的泥土。
　　
　　信息就是金钱。而雅各布正在把咖啡馆变成一座信息交易所。
　　
　　一天晚上，一位特殊的客人走进了咖啡馆。
　　
　　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中等身材，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外套，戴着礼帽，帽檐压得很低。他走到最角落的桌子坐下，点了杯黑咖啡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端咖啡过去的时候，那人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：
　　
　　“听说你这儿可以买到‘消息’？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放下咖啡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先生，我这儿只卖咖啡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如果我出一百福林买一个消息呢？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消息？”
　　
　　“关于一个人，”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，“这个人，三天前在布拉格失踪了。有人告诉我，他可能来了维也纳。如果你能找到他，我会再付一百福林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，大约二十出头，戴眼镜，表情严肃，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年轻学者。
　　
　　“他是谁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不必知道，”那人说，“你只需要找到他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。
　　
　　“两百福林定金，”他说，“不论找不找得到，都不退。”
　　
　　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金币，放在桌上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数了数，正好二十枚金币——相当于两百福林。
　　
　　“成交，”雅各布说，“三天后你来，我给你消息。”
　　
　　那人站起来，戴上帽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　　
　　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：“那是什么人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知道，”雅各布把金币收进口袋，“但我猜，他来自布拉格，是警察局的人，或者比警察更高级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　　
　　“他的靴子，”雅各布说，“布拉格产的皮靴，鞋底磨损的方式，说明他经常走石板路——布拉格老城区的街道全是石板。而且他说德语，但‘失踪’这个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，这是捷克口音。”
　　
　　费伦茨摇了摇头：“你才来维也纳一年，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侦探？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，写下那个人的描述，然后开始思考：一个从布拉格失踪的大学生，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两百福林找他？
　　
　　也许，答案不在维也纳。
　　
　　也许，答案在布拉格。
　　
　　而雅各布知道，帝国里没有什么是真正“失踪”的。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最终都会在某家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，被人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