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：维也纳的冬天

第三章：维也纳的冬天 (第1/2页)

1869年1月，维也纳
　　
　　维也纳的冬天是灰色的。
　　
　　不是那种诗意的、雾蒙蒙的灰，而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、让人想把自己裹进被子再也不出来的灰。天空低垂，像一块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，偶尔漏下几片雪，还没落地就化成了泥水。街道上到处是马粪和融雪混在一起的褐色浆糊，行人踩上去发出令人不快的吧唧声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·科恩站在咖啡馆门口，看着街对面一个卖栗子的老妇人缩在火炉旁，双手冻得通红。他转身回到店里，从柜台下面拿出一个旧毛毯，走到对面递给了她。
　　
　　“拿着，别冻死了。”
　　
　　老妇人抬起头，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，嘴里只剩下三颗牙。“上帝保佑你，年轻人。”
　　
　　“上帝帮不了你，”雅各布说，“毛毯可以。”
　　
　　他回到咖啡馆，费伦茨正在用他唯一的一只手擦桌子。独臂老兵擦桌子的方式很特别——他把抹布缠在断臂的残端上，然后用右手按住桌子，身体左右摆动，像一只笨拙的企鹅。
　　
　　“你今天心情不错，”费伦茨说，“居然送出去一条毛毯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条毛毯是上个客人留下的，”雅各布坐到柜台后面，翻开账本，“他欠了我两个月的咖啡钱没还，最后跑路了。毛毯算利息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还是那个精明的犹太人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也是那个不会拍马屁的匈牙利人。”
　　
　　费伦茨嘿嘿笑了两声，继续擦桌子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半年后，已经成为了利奥波德城一个不大不小的“景点”。不是因为咖啡好喝——事实上，常客们私下里抱怨他的咖啡“比马尿还苦”。而是因为在这里，你能听到在别处听不到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比如，上个月，一个塞尔维亚商人在这里跟一个克罗地亚作家吵了起来，争论波斯尼亚到底应该归谁。吵到激烈处，塞尔维亚人掏出一把匕首，克罗地亚人抄起一个酒瓶。费伦茨用仅剩的那只手抓住塞尔维亚人的手腕，轻轻一拧，匕首掉在了地上。
　　
　　“要打架出去打，”雅各布头也不抬地说，“弄脏地板要赔钱。”
　　
　　两人灰溜溜地走了。第二天，他们又一起来喝咖啡，互相拍着肩膀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　　
　　比如，上上个月，一个穿着考究的中年女人走进来，点了一杯牛奶咖啡，然后低声问雅各布：“听说你这里能找到‘失踪’的人？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看了她一眼。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三枚戒指，但指甲缝里有污垢——说明她不是真正的贵族，也许是个被抛弃的情妇，或者一个破产商人的妻子。
　　
　　“那要看找谁。”
　　
　　“找我丈夫，”女人说，“他三天没回家了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他长什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“胖，秃顶，左手缺一根小拇指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想了想。“你丈夫是不是在第七区的屠宰场工作？”
　　
　　女人的眼睛亮了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　　
　　“因为昨天他来过这里，”雅各布说，“跟一个女人在一起。那女人不是您。”
　　
　　女人的脸色变了。她站起来，抓起包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　　
　　费伦茨看着她的背影，摇了摇头。“你完全可以不告诉她。”
　　
　　“她付了钱买消息，”雅各布说，“我只是如实相告。”
　　
　　“有时候真相比谎言更残忍。”
　　
　　“那她就不该来找我。”
　　
　　距离雅各布咖啡馆三条街之外，维也纳军事学院的大院里，莱奥·冯·海登莱希正在做一件他越来越擅长的事：独自待着。
　　
　　今天是一月十七日，星期日，学院允许学员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外出。大多数同学都涌向了维也纳市中心的咖啡馆、剧院，或者更直接一点——妓院。莱奥选择留在学院图书馆。
　　
　　图书馆不大，只有三排书架，大部分是军事理论、战术手册和帝国历史。莱奥已经翻遍了每一本。此刻他手里拿着一本《骑兵战术的演变》，但眼睛盯着书页，一个字也没读进去。
　　
　　他在想那封信。
　　
　　三个月前，冯·施特拉赫维茨男爵让他转交给母亲的那封信。莱奥没有拆开，但他注意到信封上写着“私人”两个字。他把信带回家——如果“家”指的是母亲在维也纳第八区租的那间小公寓的话。
　　
　　母亲读完信后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然后她把信折好，放进一个铁盒子里，锁上了抽屉。
　　
　　“妈妈，信上说了什么？”莱奥问。
　　
　　“没什么，”母亲说，“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事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父亲，”母亲顿了顿，“是个好人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知道母亲在撒谎。不是因为母亲不擅长撒谎——恰恰相反，母亲很擅长。而是因为她撒谎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摸自己的耳垂，就像她现在做的那样。
　　
　　莱奥没有追问。他学会了在军事学院里最重要的一课：有些问题，不问比问更好。
　　
　　此刻，在图书馆的角落里，莱奥合上书本，闭上眼睛。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父亲的脸——不是真实的脸，而是一张褪色的照片里的脸。照片上的父亲穿着骑兵少校的制服，胸前挂着三级铁冠勋章，表情严肃，嘴角微微向下。
　　
　　那是莱奥对父亲唯一的记忆。
　　
　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那是他很小的时候，大概五六岁，母亲抱着他在窗边看雨。母亲忽然说了一句他当时不懂的话：“你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。在这个帝国里，理想主义者都活不长。”
　　
　　现在他懂了。
　　
　　但他不知道，自己算不算一个理想主义者。
　　
　　同一天下午，维也纳第一区，科布堡宫。
　　
　　伊洛娜·拉科齐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心里盘算着如何从这场无聊的下午茶中脱身。
　　
　　“亲爱的伊洛娜，你不尝尝这块萨赫蛋糕吗？这可是从萨赫酒店直接送来的。”
　　
　　说话的是玛丽亚·冯·图恩伯爵夫人，一位四十多岁的贵妇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脖子上挂着一条价值不菲的珍珠项链。她是维也纳社交圈的中心人物之一，每月举办一次下午茶，邀请“有前途”的年轻贵族小姐来参加——名义上是喝茶聊天，实际上是相亲。
　　
　　伊洛娜的母亲对此十分热衷。在她看来，维也纳的贵族比布达佩斯的贵族“高级”三个档次。如果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，拉科齐家族就算真正打入了帝国的权力核心。
　　
　　伊洛娜对此嗤之以鼻。
　　
　　“谢谢，我不太喜欢吃甜的。”伊洛娜礼貌地拒绝了蛋糕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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