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：多瑙河畔的三颗尘埃

第二章：多瑙河畔的三颗尘埃 (第1/2页)

1868年9月，维也纳
　　
　　雅各布·科恩是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一切之后，才真正学会什么叫“一无所有”的。
　　
　　但那场大火不是烧他的房子——而是烧他的梦。
　　
　　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。1867年夏天，雅各布在布达佩斯老布达的码头上卖面包，攒下了十七个福林。这对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贩来说，是一笔巨款。他本可以继续攒下去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铺，在布达佩斯扎根，让妹妹米里亚姆念书，将来嫁个好人家。
　　
　　但米里亚姆病了。
　　
　　不是什么绝症，只是普通的伤寒。但老布达没有像样的医生，只有一位靠放血和念咒治病的“理发师外科医生”。米里亚姆高烧了九天，第九天的夜里，她忽然清醒过来，抓住雅各布的手说：“哥哥，我想喝热汤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跑遍了大半个布达佩斯，才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买到一碗鸡汤。他端着碗跑回住处时，米里亚姆已经闭上了眼睛。
　　
　　那是1867年11月的一个雨夜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把妹妹埋在犹太人墓地的一角，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最简单的墓碑。碑上只刻了一行字：米里亚姆·科恩，九岁，愿她安息。
　　
　　他没有刻“她是被上帝带走的”或者“她的灵魂在天国”之类的话。因为他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存在。如果存在，为什么会让一个九岁的女孩死于一杯不干净的水？
　　
　　葬礼结束后，雅各布站在墓地门口，看着雨水从墓碑上滑落，忽然觉得整个布达佩斯像一座巨大的坟墓。
　　
　　他决定离开。
　　
　　维也纳，利奥波德城，第二区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在“红刺猬”旅馆的阁楼上租了一个铺位，每月租金两个福林。房间里住了十二个人，有磨刀匠、擦鞋童、裁缝学徒，还有一个自称是“波兰流亡贵族”的老酒鬼。所有人都讲德语，但口音各不相同——有波西米亚口音、匈牙利口音、加利西亚口音，甚至有人讲带着土耳其腔的塞尔维亚语。
　　
　　“这就是帝国。”老酒鬼有一次喝醉了，举起酒杯说，“十二个人，十二种语言，挤在一个房间里，做梦都想把对方赶出去。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没有说话。他只是默默地擦着皮鞋——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站给人擦鞋。
　　
　　但雅各布的目标不是擦鞋。他有比擦鞋更大的野心。
　　
　　在布达佩斯码头卖面包的那段日子，他学会了一件事：信息比面包值钱。码头上每天人来人往，商人们谈论关税、运费、走私路线，水手们谈论哪个港口妓女便宜、哪个海关官员收贿赂。雅各布那时候只是听，偶尔把有用的信息卖给需要的人——比如告诉某个烟草走私贩，今晚海关会换班，走东边码头更安全。
　　
　　换来的不是钱，而是一包烟草、一瓶酒，或者一句“以后有事找我”。
　　
　　在维也纳，雅各布打算把这件事做得更大。
　　
　　“约瑟夫，你确定这里安全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安全，绝对安全。这条街上的警察都被我喂饱了。”
　　
　　说话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，名叫约瑟夫·科胡特，是维也纳犹太人社区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。他经营着一家“咖啡馆”——如果那个地方能叫咖啡馆的话。
　　
　　地点在利奥波德城的塔博尔大街十七号，一栋灰扑扑的四层楼房的一层。门面窄小，夹在一家肉铺和一家当铺之间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很容易错过。门口的招牌上写着“科胡特咖啡馆”，但“咖啡馆”三个字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半，看上去像是“科胡特咖”。
　　
　　雅各布跟着科胡特走进门，立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廉价咖啡、旧烟草和汗水的味道。
　　
　　店里只有五张桌子，三条长椅，角落里堆着几大袋咖啡豆。墙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版画，画的是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。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独臂的老头，正在用唯一的一只手擦杯子。
　　
　　“这是费伦茨，”科胡特介绍道，“以前是匈牙利骑兵，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丢了左臂。他现在是我的伙计，兼保镖——虽然他已经六十岁了。”
　　
　　费伦茨抬起头，用右手的杯子朝雅各布比了比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
　　
　　“我为什么要把咖啡馆卖给你？”科胡特坐到一张桌子旁，翘起二郎腿。
　　
　　“因为你需要钱，”雅各布说，“而我会给你更多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一个擦鞋的，能有多少钱？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，放在桌上。布袋沉甸甸的，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
　　
　　科胡特打开布袋，眼睛立刻亮了。里面是四十枚金币——不是奥地利金币，而是更值钱的英国sovereign金币。
　　
　　“你……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
　　
　　“这不重要，”雅各布说，“重要的是，这些钱足够买下你的咖啡馆，外加你欠债主的那三百福林。”
　　
　　科胡特咽了口唾沫。他确实欠了一屁股债，而这间咖啡馆根本不赚钱——每天的客人不超过二十个，大多是附近的穷人和落榜的艺术生。
　　
　　“成交，”科胡特说，“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。”
　　
　　“什么？”
　　
　　“你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子，哪儿来的这种眼光？”
　　
　　雅各布没有回答。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那种笑容，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，更像一个经历过太多事情、已经不在乎答案的中年人。
　　
　　莱奥·冯·海登莱希在军事学院的第一年结束了。
　　
　　他的成绩排在年级第三十七名——总共四十八人。不算差，但也不算好。教官对他的评语是：“缺乏领导气质，但服从命令，射击成绩优秀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知道自己为什么缺乏“领导气质”。因为他不喜欢发号施令。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，看书，或者擦枪。
　　
　　但军事学院不允许你一个人待着。军事学院要求你时刻与别人在一起：一起吃饭、一起睡觉、一起上厕所、一起在操场上跑圈，直到双腿失去知觉。
　　
　　“海登莱希！”教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。
　　
　　“到！”莱奥立正。
　　
　　“过来！”
　　
　　莱奥跑过去，发现教官面前站着一个穿便装的老人。老人大约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但腰板挺得笔直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军大衣——没有军衔标志，但大衣的剪裁显然出自维也纳最好的裁缝之手。
　　
　　“这位是冯·施特拉赫维茨男爵，”教官说，“前皇家骑兵上校。他要见你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愣住了。冯·施特拉赫维茨——这个名字他听过。父亲生前常常提起一个叫“埃贡·冯·施特拉赫维茨”的人，说他是“奥地利最好的骑兵指挥官”，也是父亲在战场上的上司。
　　
　　“你就是弗里茨的儿子？”老人打量着他。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　　
　　“你长得不像他。他比你高半个头，而且有一头红发。你倒是像你母亲——苍白，瘦弱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”
　　
　　莱奥没有说话。
　　
　　“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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