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三章：林凡与笑笑的小城日子

第六十三章：林凡与笑笑的小城日子 (第1/2页)

深秋的风掠过北方小城的柏油路，卷起几片枯黄的杨树叶，打着旋儿落在供销社的铁皮屋顶上。风里裹着街头的吆喝声——
　　
　　“烤红薯哎——热乎的！”刘大爷的嗓子带着烟火气，从街角飘过来，混着粮店门口“粮票兑换最后三天”的红色标语，把1993年的日子揉得软乎乎的。
　　
　　小城还没褪去计划经济的余温，主干道上最多的是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常挂着网兜，里面装着刚换的面粉；
　　
　　绿色铰接式公交车“哐当哐当”驶过，车身上刷着“平价汽油供应点”的广告。
　　
　　百货大楼是全城最气派的建筑，门口的广播里循环着《走进新时代》，林凡昨天就是在这广播声里排了十分钟队，在三楼“儿童专柜”给笑笑买了中华牌蜡笔。
　　
　　那会儿儿童文具选择不多，中华牌蜡笔以颜色正、不易断成了家长首选，米白色纸套上印着红色的“中华”二字，拆开时飘出的新蜡奶香味，沾在笑笑的羊角辫上，绕了一路都没散。
　　
　　动物园离小城中心有三站地，去的路上要经过修鞋匠的摊位，老鞋匠敲着钉子吆喝“修鞋——钉掌喽！”，锤子声敲在青石板上，和自行车的铃铛声撞在一起。
　　
　　1993年的小城动物园规模不大，拢共就十几笼动物，老虎和大象是“镇园之宝”。那天笑笑趴在老虎笼前看了足有二十分钟，看老虎甩着尾巴扫过笼底的干草，溅起的碎泥点落在她蓝色灯芯绒裤子的补丁上——
　　
　　那补丁是林凡用她妈妈留下的碎花布缝的，针脚有点歪，却洗得发白。
　　
　　后来她跟王猛叔叔说“溅了一裤脚的水”，其实是把泥点说成了水，小孩子总爱把经历说得更热闹些。
　　
　　她趴在自家童装店靠窗的木桌上涂画时，阳光透过糊着塑料膜的窗户照进来，把老虎歪歪扭扭的斑纹映得发亮，大象鼻尖的苹果涂得太用力，蜡笔断了一小截，她赶紧用手指把蜡屑摁平，像藏着个小秘密，连呼吸都放轻了些。
　　
　　张奶奶坐在居委会门口的青石板墩上织毛衣，手里的腈纶混纺粉毛线是前阵子在小商品市场买的，三块八毛钱一团，装毛线的塑料袋上还印着“上海针织厂”的字样。
　　
　　1993年纯棉线贵，一斤要十多块，普通人家织毛衣多选腈纶混纺，耐洗还不容易变形。她脚边放着一本卷边的《大众电影》，织针停了停，摸了摸孩子扎着羊角辫的头：
　　
　　“咱们笑笑见过大世面啦，你张奶奶这辈子都没摸过真老虎呢。”
　　
　　旁边卖烤红薯的刘大爷也搭话，用旧报纸包了块温热的红薯递过来：
　　
　　“下次让你爸带你来，大爷给你留个最甜的，烤得流油！”
　　
　　红薯的香味钻进笑笑鼻子里，她咬了一口，烫得直吐舌头，糖汁沾在嘴角，张奶奶用袖口给她擦了擦，笑出满脸皱纹。
　　
　　藏在糖衣下的寒意
　　
　　林凡靠在“笑笑”牌童装店的玻璃柜台后，看着女儿蹦跳着跑向修车铺，手里的算盘停了半拍。
　　
　　柜台里摆着几件刚熨烫好的小花袄，布料叠得整整齐齐，标签上用钢笔写着“25元/件”，衣服胸口印着“好好学习”的红字，是当时最时兴的样式。
　　
　　他喉结悄悄发紧，那层裹着女儿的欢愉糖衣下，总藏着个挥不去的影子——上周从动物园出来时，那个穿藏青色双排扣风衣、戴太阳镜的女人。
　　
　　1993年的小城还没多少陌生人，当时全国流动人口刚突破7000万，大多涌向沿海城市，像他们这样的北方小城，
　　
　　街上走的不是街坊邻居，就是周边村镇来赶集的人，手里常提着装满鸡蛋的竹篮，偶尔还会问“收粮票不？”。
　　
　　居委会前阵子刚在公告栏贴了“警惕外来人员”的红色通知，用毛笔写的大字，还盖了居委会的红章，旁边贴着公交时刻表，用红漆写着“1路车每20分钟一班”。
　　
　　通知上说邻市最近丢了三个孩子，有目击者说人贩子专挑单独带孩子的家长下手。
　　
　　那会儿没有监控摄像头，居委会只能靠大妈们轮流盯梢、贴通知提醒，林凡每次路过公告栏，都要站着看半天，手里攥着的钱包里，还夹着几张皱巴巴的粮票——
　　
　　虽然用得少了，但总舍不得扔，心里像被浸了冷水，沉得发慌。
　　
　　那天他牵着笑笑等1路公交车，那辆绿色的铰接式“绿色通道”车迟迟没来，女人就站在公交站牌后，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太阳镜遮住了大半张脸。
　　
　　笑笑扯着他的衣角要吃冰棍，他掏口袋找零钱，摸出几枚1分、2分的硬币，还有一张一角的纸币，余光总瞥见女人在看笑笑。
　　
　　直到十分钟后，公交车“哐当哐当”地开过来，排气管冒着黑烟，门一打开，女人才转身往相反方向走，风衣下摆扫过路边的野草，没留下一点痕迹。
　　
　　上车后，笑笑趴在车窗上看风景，指着路边卖油条的摊位喊“爸爸你看！”，他却紧紧攥着女儿的手，手心全是汗，连硬币硌在掌心里都没察觉。
　　
　　刻进日常的警惕
　　
　　从那以后，林凡的警惕几乎成了本能。
　　
　　每天早上送笑笑去居委会活动室，他都要推着28寸的永久牌自行车，绕着活动室的院子走两圈。
　　
　　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绿色的水壶，里面装着白开水，还有一个网兜，装着给笑笑换的鸡蛋——是用最后几张粮票在粮店换的。
　　
　　院子里的木栅栏是去年冬天新钉的，他得确认每根木柱都没松动，栅栏上没被人撬开的痕迹；活动室窗台上摆着三盆仙人掌，那是张婶特意放的“安全暗号”——
　　
　　只要仙人掌还在原位，就说明早上没人来过。
　　
　　活动室里摆着四张旧木桌，是从附近工厂淘汰下来的，桌面被孩子们用铅笔划得满是痕迹，有的还画了粮票的样子，歪歪扭扭写着“1斤”“半斤”。
　　
　　墙上贴着“计划生育光荣”的红色标语，标语下方还钉着一块小黑板，写着
　　
　　“今日活动：学唱《娃哈哈》、认粮票面值”。
　　
　　1993年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，居委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宣传政策，每次开居民大会，主任都会反复强调“少生优生”，手里还拿着一叠宣传册，封面上印着“优育知识”。
　　
　　孩子们课间玩的拍洋画，是当时最流行的玩具，画的不是变形金刚就是黑猫警长，五毛钱能买一大张，用透明塑料袋装着，笑笑的洋画都是林凡从百货大楼买的，比小卖部的质量好，不容易破，她总把洋画夹在语文书里，像藏着宝贝。
　　
　　他还会特意跟门口卖糖葫芦的赵大爷多聊两句。
　　
　　大爷姓赵，是退休工人，每天早上推着插满糖葫芦的稻草捆来摆摊，稻草捆上插着几面小旗子，写着“无添加”，五毛钱一串。有路过的老人问“用粮票换行不行？”，赵大爷摆摆手：
　　
　　“现在粮票不顶用喽，要现金！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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