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章 我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
第七十章 我给自己办了一场葬礼 (第1/2页)八月二十日上午，青川酒店门口摆起了白花。
没有人能确认我已经死亡，外面的传言却不肯等待证明。三家合作商送来花圈，北郊车场的司机自发在大门系上黑布，连白鹭常来的几名老人也问红姨灵堂设在哪里。若继续拖下去，每个场所都会按自己的方式给我办丧事，真假消息便永远混在一起。
我让黎真统一通知：当晚八点，白鹭举行内部追思，不设遗像，不收礼金，不宣布继承。所有员工可以来，也可以不来；当天营业照常，来参加的人按上班时间结算，不扣工资。
这场葬礼不是为了让人哭，而是给死讯一个固定去处。城里所有猜测都被引到白鹭以后，真正想利用我死亡的人也必须决定，要不要在同一间屋里露面。
白鹭一楼撤掉一半桌椅，顾北山常坐的窗边摆了一只空木箱，里面放着阮文山的人员登记复印件和旧港那张假证件。木箱外没有写名字。死者身份尚未正式更正，老阮不肯把侄子的衣服送来，顾北山也不肯从修表铺露面。
红姨反对把阮文山与我的追思放在一起。她认为一个活了三十四年、其中几年被另一个名字盖住的人，不能死后仍躺在别人的仪式里。我同意她的判断，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同时让六十三处产业看见这两张脸。
最后，红姨在木箱前放了两张空白名牌。一张留给我，一张留给死者。谁也不能替他们写。
下午三点，北郊诊所确认阮文山右肩旧伤、病历编号与车队登记吻合。老阮终于到旧港签下亲属确认，但他在姓名栏写的是阮文山，不接受任何带“贺青川”字样的文件。尸体暂时留在诊所冷室，等旧港记录更正后再办后事。
顾北山仍只肯说一半。他派潘师傅把十七份文件编号送到白鹭，没有正文。编号中十一份属于北线车辆与仓库，四份来自河内的贸易办事点，另外两份只有日期，没有地点。最早一份签于二〇〇二年，最后一份签于二〇〇七年。每年都有，没有一年中断。
黎真从总账查不到这些编号。纸本账里只有与之相近的差旅费、顾问费和仓库损耗，金额拆得很小，分散在不同公司。方启荣负责最近两年，之前还有别的财务经手。自称“白先生”的人并非临时拉拢三个人，而是沿用一条已经存在多年的付款通道。
傍晚六点，一封从河内寄出的快件送到青川酒店。寄件人叫吴程，是我二〇〇四年做仓库生意时认识的华商。他在河内经营进出口，平常愿意接我的电话，却从不替我处理澜城内部的麻烦。信封里有一份产权通知：一家以我姓名登记的河内货运办事点申请更换负责人，理由是原负责人贺青川已于八月十八日死亡。
申请材料在八月十八日晚九点十分签署。那时我正在周年宴上，阮文山也还没有死。
通知背面写着吴程一句手写话：你在河内还有一笔活账，先别急着死。
我给吴程打电话。吴程确认办事点真实存在，过去四年按时缴租、进货和结算，从未欠他的仓库费。经办人每年只出现两三次，使用我的姓名与证件，右眉有一道疤。吴程见过我本人，也见过阮文山，却一直以为后者是我安排的代表，因此没有追问。
八月十八日下午，阮文山没有去河内。替办事点提交更换申请的是一名戴眼镜的年轻人，带着阮文山签好的授权。此人听说我在澜城死亡后，要求当天完成变更，像早已等着死讯。
吴程暂停了手续，但只能保留四十八小时。办事点涉及的不是权力人物，只是一处仓库、两辆外地货车和三份长期货运合同；金额不算大，却连接十七份代签文件中的四份。只要负责人换掉，阮文山过去留下的原始签收单就会同时被带走。
我请吴程继续压住四十八小时，不要求他替我抓人，也不要求他封仓。吴程答应接我电话，是因为多年货款从未迟过；若让我一句话便替我收拾所有问题，那份关系反而不真实。人能借给你的，通常只是他权限以内的一扇门，不是整座城。
晚上八点，白鹭坐满了人。没有主持人，也没有挽歌。司机、仓管、服务员、洗衣工与六十三处负责人混在一起，有人真心难过，有人只想看黎真坐哪张桌。赵坤坐在顾北山空位对面，没有碰茶。阿木站在后门，手里拿着六辆车重新装回的铜牌。
我藏在白鹭三楼原来的账房。地板有一道通往一楼的旧通风口，下面的声音断断续续传上来。十二年前，我在这里数第二十五瓶酒；十二年后，楼下的人正在数我留下多少东西。
八点四十分，方启荣被带进白鹭。他没有戴手铐，只在赵坤面前交回海皇宫备用章和贸易行账户。方启荣当众承认分拆一万四千元、转移两车酒并保存接管方案，但坚持不知阮文山会死。六十三名负责人都听见，没有人替他辩解。
九点，杜海交回六辆车钥匙，许盛交出设备部全部通行证。罗平也来了，坐在最后一排。他替人订碑、开车、送箱，却是整间屋里最早把路线完整写下的人。红姨没有赶他走，只让他把左手放在桌面，免得又有人借那根缺失的小指做文章。
九点二十分，一名陌生快递员送来“贺青川死亡证明”复印件。文件印有旧港记录章，签发时间却是当天中午。阿木核对后发现编号属于三年前一名溺水者，章也是扫描复制。快递员只收了现金，不认识寄件人。有人仍在努力把我的死讯变成可以过户的文件。
黎真没有撕掉证明。她把它与认错书、六辆车协议、河内产权通知并排贴在白鹭旧公告栏，让所有人看见同一场死亡怎样被不同人拿去使用。
十点，红姨让员工自愿在两张空白名牌上写名字。第一张很快有人写下“贺青川”，后面陆续签了四十多个名字；第二张一直空着。大多数人不知道阮文山是谁，也不敢替一具用过我名字的尸体确认身份。
老阮从后门走进来时，手里拿着侄子的旧驾驶证。他没有看赵坤，也没有看黎真，径直走到第二张名牌前，写下“阮文山”。顾北山没有出现，却托潘师傅送来那本北郊诊所收费册，压在名字下面。
名字终于有人认了。
就在这时，白鹭外面停下一辆黑车。车尾贴着编号“白六三”的断翅封条，与方启荣描述的第五辆车一模一样。车门打开，没有人下来，后座只放着一只牛皮信封。
阿木检查车底与车厢后取出信封。里面是十七份文件中的第一份原件，还有一张写给我的纸：明晚十一点四十分，河内办事点完成交割。你若还活着，就来拿回自己的名字。
对方给了我第二个死期，也给了一个离开澜城的方向。
楼下所有人都在等黎真宣布下一步。我没有下楼，也没有去追那辆空车。
我把牛皮信封放在三楼账桌上，决定先把眼前这场葬礼办完。
白鹭的追思一直持续到八月二十一日凌晨。
有人留下，有人离开，六十三处产业没有一家关门。工资、住宿与早班送货照常，只有产权、印章和大额账户仍冻结。外面的人因此更拿不准我究竟死没死：若我真死了，公司不该这样安静；若我没死，又不该任由灵堂与死亡证明摆在白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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