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五章　第七个人坐过那张桌

第六十五章　第七个人坐过那张桌 (第2/2页)

我把半页复写纸放在老阮的签名旁。纸上的蓝墨都褪成灰色，签名却是黑墨，两者不能证明出自同一天。我们只知道老阮领过那张单，不能证明九年里纸一直在他手中，更不能证明墓碑是他送的。
　　
　　一点四十六分，跟车的人传回第一条消息。六辆车没有进入东平码头维修厂，而是在门外分成两组。四辆向旧船坞去，两辆拐进一座停用的面粉仓。面粉仓的卷帘门提前打开，里面停着一辆没有标识的吊车。有人开始拆车门上的“青川”铜牌，却没有卸车牌。
　　
　　我让跟车的人拍下开门者与吊车司机，不要靠近。随后通知南仓把六辆车明早该运的酒和干货拆成十二份，临时交给合作商的小车配送。每车多付一趟费用，不能让一家店因我的假死少收到一瓶酒。北郊油库则只按原排班供油，不给那六辆车补油。它们油箱里的柴油足够开到面粉仓，不足以满城换地方。
　　
　　这不是围住六辆车，而是给它们留一条看得见的窄路。路越窄，来接车的人越容易站到同一处。
　　
　　两点十分，红姨从培训楼打来电话。她已听说我“死”在旧港，没有在电话里问真假，只说有人从她那里取走三名会计的家庭地址，落款是总部人事处。红姨扣下了取件人，让对方坐在门房喝茶。那人只是跑腿的年轻职员，身上带着一张列有二十三名管理人员的表，名单按谁掌现金、谁掌钥匙、谁能联系仓库排列。表上没有普通员工。
　　
　　我让红姨把人放走，复印名单后照常开早课。红姨问若有人趁早课把学员带走怎么办。我告诉她，所有住宿费与当月工资早上八点前结清，愿意留下的留下，想回家的发车费。人一旦不欠我们的钱，就没那么容易被一张假名单带走。
　　
　　两点半以后，电话开始变密。有人问股东会几点开，有人问我是否留下遗嘱，也有人只问明天工资还能不能领。黎真把来电分成三类：问人的、问钱的、问权的。问人的先报平安，问钱的照旧办理，问权的一律记下姓名与时间，不给答案。四十分钟里，共有十九个人问到印章，十一人问到车队，真正问顾北山下落的只有两个。
　　
　　老阮的电话始终关机。
　　
　　三点二十六分，面粉仓里的人把第一块铜牌拆了下来。吊车没有吊车身，而是从仓库深处拖出六只新漆的木箱。每只木箱都按一辆车的底盘号贴好标签，里面装着旧合同、保险单复印件和一套新的车身标识。接车的人不是临时起意。他们至少提前数日量过车身、抄过编号，也知道我的死讯一出，哪六辆车会最先失去看守。
　　
　　跟车的人拍到杜海进入面粉仓。他没有戴帽子，也没有躲镜头，像是在执行一件早已合法的事。十分钟后，杜海给黎真发来短信，声称六辆车是按“贺先生生前口授”移交，以抵偿一笔二〇〇一年未结清的运输权益。若公司有异议，上午九点去旧商会见证处看原始协议。
　　
　　二〇〇一年这四个数字让我停了一下。
　　
　　那笔十二万元后来经过二〇〇二年新记要与二〇〇八年复核，基础盘的一成二、扩展盘的边界和旧收据缺口都已写清。可老阮始终不肯在旧收据“全部结清”处补最后一个手印。有人绕开整本新报告，只拿这张缺口尚在的旧纸，替它加了一段从未存在的抵车条款。
　　
　　有人不是在抢六辆旧车，而是在翻一笔七年前的账。
　　
　　四点零四分，黎真的私人电话终于响了。号码没有登记，接通后却是老阮的声音。他那边很安静，听不见车，也听不见风。
　　
　　黎真先问：“阮叔，你在哪里？”
　　
　　老阮没有回答位置，只说三辆诱饵车都是他下午亲自检查，司机与安保名单没有问题。东门那辆车离开酒店后，在高架桥下停过四十七秒。跟车的人被一辆横穿的冷藏车挡住，陌生男人与失踪安保很可能在那里换上车。
　　
　　黎真问老阮为何不向阿木报告。老阮回答，他的人刚找到高架桥下丢弃的制服，手机又一直被人跟踪，只能换号码。接着，他让黎真不要去旧商会，也不要碰面粉仓里的六辆车。
　　
　　我坐在旧圆桌边，没有出声。黎真开了免提，把手机放在结算簿上。老阮停了几秒，像知道屋里还有人在听。
　　
　　老阮说：“墓碑里的那张纸，是我领走的。”
　　
　　黎真追问：“纸为什么到了墓碑里？”
　　
　　老阮仍不解释，只说顾北山没有死，至少昨晚十点以前还活着。要见顾北山，就让黎真上午九点带三锁票箱去旧商会，只能她一个人到场。
　　
　　黎真问：“如果川还活着呢？”
　　
　　电话那端又静了片刻。老阮再开口时，声音比刚才低：“那就告诉贺青川，第七个名字不是我。是他自己把那个人从账上抹掉了。”
　　
　　通话随即中断。
　　
　　我抬头看向墙边的三锁票箱。七年前那笔一次结算、六辆正在被拆牌的旧车、墓碑里被撕掉的名字，终于连成了一条线。那条线没有把我带向老阮，反而绕回我亲手签过的账。
　　
　　天还没亮，我已经明白这场葬礼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。
　　
　　有人要埋的不是贺青川这个人，而是我以为早已结清的过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