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五章 第七个人坐过那张桌
第六十五章 第七个人坐过那张桌 (第1/2页)我死后的第一个电话，不是问尸体停在哪里，而是问那六辆车归谁。
零点三十七分，黎真的手机在旧鱼市后楼响了。那间屋子早年用来修秤，墙上还留着铁钩与发黑的刻度。鱼市搬走后，我把后楼租下来做冷库中转，平常只有两名夜班守货员。阿木事先把他们调去南仓，我们进去时，屋里只亮着一支应急灯，压缩机隔着墙反复启动，像有人在黑暗里磨牙。
阿木仍守在旧港。他告诉黎真，北郊车场的六辆货车已经发动，车队副经理杜海拿着一份“紧急保全令”，要把车送往东平码头维修厂。命令上有我的签名、车队备用章和当天十一点五十分的传真时间。十二分钟前，宴会厅里才刚传出我的死讯。
黎真把电话递给我。我问阿木：“车上装了什么？”
阿木回答：“都是空车。原定司机没换，另有六个人坐副驾驶，说是维修厂派来验车的。杜海在车场，不肯让我这边的人进门。”
我又问阿木，送酒与送菜的早班车有没有被扣。阿木说没有，只有产权登记在金鸥名下的那六辆旧车被点出来。那不是随手选的数字。六辆车买得最早，车身翻新过三次，账面价值已经很低，却握着北郊仓库三条固定线路。谁拿走它们，第二天仍能送货；谁只拿仓库，没有车，就只能守着一屋子会过期的东西。
我让阿木不要拦车，只派两辆摩托隔开距离跟着。日常送货照旧，司机当夜补贴照发，车场大门也不能锁。
阿木沉默了片刻，问：“真让他们开走？”
我回答：“想搬走六辆车的人已经露了手。现在拦，他只会把手缩回去。让车走，看看谁给它们开门。”
兵书里把有意露给对手看的东西称作“饵”。我以前读到这个字，总以为饵是桌上一块肉。做久了生意才知道，最好的饵不是你舍得丢什么，而是对方确信你舍不得丢什么。北郊那六辆车跟了我七年，全城都知道我每次换车也不肯卖它们。对方拿它们试我，既想确认我是否真的死了，也想逼还活着的人先跳出来。
黎真把半页复写纸平铺在修秤台上。纸被水泡过，边缘发脆，六个名字像隔着一层雾。第七行只留下半个蓝色墨团，无法辨出笔画。她用手机照着纸背看了很久，随后指向右上角一段被撕开的编号。那里还剩“临车”两个小字，后面的数字只留下一道斜钩。
一九九九年洪水时，我们临时编过八支搜索队。黎真负责人员总册，每支队伍领一页复写名单；老阮负责车辆与船，另领一套“临车”调度单。水退以后，搜索名单全部收回，车辆单却少了一页。当时三十多辆借来的车、船混在一起，有两本账被水冲烂，我们把那张纸当成耗损，从未追过是谁带走。
黎真记得那套单子，却记不清编号。她说金鸥后台可能还有灾后结算簿，因为当年借车的钱从金鸥票房支出，顾北山不许没有回单就平账。那本簿子后来与老票根一起锁进三锁票箱，箱子留在金鸥二楼放映间，十年没有挪动。
我们没有从正门过去。零点五十八分，一辆给冷库送冰的蓝色小货车停在后巷，我和黎真坐在空泡沫箱之间，由卸货口进了金鸥。楼下已经清场，吧台只留一盏灯。旧舞池拆成宴会厅以后，二楼放映间一直没改，木门受潮，推开时发出很长的一声响。
那张旧圆桌竖靠在墙边，桌腿包着麻布。十一年前，我用三十块钱与半月免酒坐上它；后来换了办公室、会议厅与长桌，它却始终没有丢。桌后是蒙灰的铁皮票箱，正面并排三把锁。第一把钥匙在我这里，第二把由黎真保管，第三把跟着阿木。阿木人在旧港，钥匙不可能在天亮前送来。
黎真问我：“砸不砸？”
我看了那三把锁一会儿，让她先不要动。三锁不是为了防贼，是为了让我们三个人谁也不能背着另外两个人拿钱。若我一死就亲手砸开它，锁住的那点规矩也会随我一起死。
结算簿不在票箱里。顾北山把需要经常核对的账塞在票箱与墙之间，外面包着一张一九九八年的电影海报。黎真拉出那一摞纸，灰尘落在她手背上。我们翻到一九九九年八月，八张搜索队回单都在，第七张之后夹着一张薄薄的车辆结算索引。
索引上共有九个编号，从“临车一”排到“临车九”。其余八张后面都盖着结清章，只有“临车七”写了四个小字：原单未回。领单人一栏不是车队司机，而是一个完整的名字——阮德成。
那是老阮的全名。
“临车七”调用过两艘木船、四辆货车和一台发电机。备注栏写着“北线转运，另附七人联络表”。七个人中，前六个很可能就是墓碑暗格里那六个名字。赵坤的字迹颜色更深，是因为他的货车与发电机到得晚，洪水第三天才补进联络表。至于第七个人，不必写在名单末尾也能调动所有车辆——领走整张单子的老阮自己就是第七个。
这只是最顺的一种解释，却顺得像专门铺在我面前的一条路。顾北山失踪，算盘被放进货车；老阮领走的复写纸出现在墓碑；北郊六辆旧车又在我“死”后开往他熟悉的东平码头。每一样都指着老阮，指得过于整齐。
黎真也看出了问题。她合上索引，说：“有人想让你在天亮前去找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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