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-2011 【4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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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在戛然而止的瞬间过去了。它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，只是在某一天，当你回头看的时候，才发现身后的路已经变了模样。
转眼间，我已经从一年级到了小学三年级。原来的小学拆了，变成了一片长满荒草的空地，只剩下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树干上还刻着我们当年歪歪扭扭的名字。镇里的小学合并了，区分了东区和西区，东区是一二年级，西区是三四五六年级，中间隔了一条马路。我也从村里到了镇里读书，每天要骑二十分钟的自行车，书包在后座上颠来颠去，铅笔盒哗啦哗啦地响。唯一没变的还是我的学习——一直很差，总是在班里吊车尾，像一只怎么也爬不上去的蜗牛。终于，我成功地坐到了讲桌旁边的座位，那是老师专门给“重点关注对象”设置的专座，左右都没有同桌，前后都离同学很远，像一个孤岛。
父母在外面打拼已有五个年头了。五年，一千八百多个日夜，他们只回来了五次，每次待不到半个月。每次他们离家的时候，我总是追着他们坐的出租车跑，跑过田埂，跑过村口的老槐树，跑过那座小石桥，直到车子变成一个小点，消失在路的尽头。奶奶从后面追上来，一把抱住我，我挣扎着，哭着，喊着“妈——妈——”。奶奶也哭，但她不发出声音，只是默默地掉眼泪，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流下去，像雨水流过干裂的河床。那个时候真搞不懂，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。家里不好吗？我不乖吗？
正是三年级这个暑假，父母与同乡的朋友约定，让她带着我和她的孩子一起去青海待一个月。同乡也是当年同父母一起去青海打拼的朋友，姓卞，我叫她卞阿姨。她的儿子叫卞源，比我大一岁。第一次感觉有一个人和我有着相同的经历——父母也在外地打工，也跟着奶奶长大，也每年只有过年才能见到爸妈。冥冥中有种默契，我们一见面就能玩到一起，像是失散多年的兄弟。
我们在绿皮火车上待了三天两晚。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，从江苏到青海，要穿过河南、陕西、甘肃，一路向西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火车“况且况且”地响着，窗外的风景像一幅被拉长的画卷，慢慢地、慢慢地变化着——从江南的水田变成了中原的麦田，从麦田变成了黄土高坡，从黄土高坡变成了戈壁荒漠。我趴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的一切，眼睛都不敢眨，生怕错过什么。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又从西边落下去，一天一天地过去。在火车上，我和卞源下了三天的象棋。他总是赢，我总是输，但我又总是不服，一遍又一遍地和他下。他把我的“将”吃了，我就要悔棋；他不让悔，我就生气；我生气了，他就笑。他笑起来很好看，露出两颗门牙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他越笑我越气，我越气就越想赢他，但我一次也没赢过。
后来，母亲在西宁市接上我。她瘦了，也黑了，眼角的皱纹比以前多了好几道，但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和以前一样。我们又辗转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，到了同德县。那是一个很小的县城，只有一条主街，街上最多的就是裁缝店和面馆。走进父母的门面，那是一个二居室：正厅是父母的工作室，四周挂着布料，红的、蓝的、黑的、灰的，一卷一卷地摞在架子上。正中间放着一张长长的裁剪台，上面铺着一块深灰色的呢子面料，用镇纸压着。侧边摆着两台缝纫机，一台是父亲的，一台是母亲的，机头上都蒙着一层薄薄的布灰。后面是一间卧室，厨房就在卧室的角落里，只有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水槽，灶台上架着一口铁锅，锅盖半敞着，能闻到里面炖着的土豆和牛肉的味道。
此时父亲正在裁剪台上忙活，手里拿着一把大剪刀，沿着粉笔画的线“咔嚓咔嚓”地剪着布。他听见动静，抬起头，看见是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放下剪刀，三两步跑过来，一把把我抱了起来。他的胳膊很有力，把我举得高高的，我低头看他的脸，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闪烁。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，其乐融融的样子，真的很幸福——而我每年只能体验一次，像一个限量版的礼物。
在青海的那一个月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。有回族的，有藏族的，还有撒拉族的。他们的名字很长，我记不住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玩。当然，时间久了也会觉得枯燥。父母每天就是重复地裁剪、缝纫、熨烫、钉扣子，从早忙到晚，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。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附近的篮球场。那是一个水泥地的小球场，篮板是木头的，有些开裂，篮筐上的网早就烂没了，只剩下一圈铁环。我每天抱着篮球去投篮，投不进，捡回来，再投，再捡，反反复复，乐此不疲。
记得有一天，我在球场上和当地的几个伙伴打球。有一个比我年长几岁的男孩，脚上穿着溜冰鞋——不是现在那种直排轮的，是四个轮子前后各两个的那种老式溜冰鞋。他在球场上横冲直撞，像一辆失控的玩具车。他好几次撞到我，撞得我一个趔趄，差点摔倒。我开始还不吭声，忍了。但第三次的时候，我的火气上来了。当他再一次冲过来的时候，我没有躲，而是故意用肩膀顶了回去。他没有站稳，“啪”的一声摔在了地上，面朝下，嘴巴磕在了水泥地上。
血从他嘴里流了出来，混着泥沙，红红黑黑的。他的门牙磕掉了一小块，嘴唇也破了，肿得老高。他趴在地上，嘴里“呜呜”地叫着，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。
那一刻，我瞬间害怕了。心脏像被人猛地攥住了，跳得又快又重，好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。我赶紧跑过去，蹲下来，扶着他的胳膊，把他慢慢拉到球场边的水泥台阶上坐下。我看着他满嘴的血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他没有说话，只是一直喝水漱口，把嘴里的血水吐在地上，地上溅开一朵一朵暗红色的花。他始终没有看我，也没有骂我，更没有说要找人打我。他只是沉默地、一遍又一遍地漱口。那种沉默比骂我还让我难受。
后来他一个人走了，溜冰鞋在地上发出“轱辘轱辘”的声音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轻，直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。我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上去，心里悬着一块大石头，沉甸甸的。
晚上回去吃饭，我一句话也不说，低着头扒饭，菜都不怎么夹。父亲看出不对劲，放下筷子问我：“怎么了？看着不开心啊？”
我很害怕。害怕惹了事给父母添麻烦——他们在青海人生地不熟的，万一对方家长找上门来怎么办？又怕对方报警——虽然我不知道一个小孩把人撞倒算不算犯法，但“警察”两个字本身就足够让一个九岁的孩子感到恐惧了。我支支吾吾了半天，嘴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。
父亲见状，脸色沉了下来，声音也提高了：“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说话也说不清楚！”
那句话像一把锤子，砸碎了我努力维持的平静。我的鼻子一酸，眼泪“哗”地就下来了，像决堤的水，怎么都止不住。也许是眼泪起了作用，也许是父亲的声音把我逼到了墙角，我终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，从溜冰鞋男孩撞我开始，到我故意顶回去，到他摔倒、磕牙、流血，一直到他离开球场的背影，事无巨细，一边说一边哭，最后抽噎着说：“爸，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敢惹事了。”
父亲看着我，沉默了很长时间。他的眼眶慢慢地红了，像秋天的柿子，从边缘开始一点点地变红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又咽了回去。最后，他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比我预想中高很多的嗓音说道：“多大的事？至于这样？任何事都有我在后面撑着呢，害怕什么？”
我哭得更厉害了。不是害怕，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堵在胸口，像一团湿透的棉花，又重又闷。我回想起这几年父母不在身边的日子——摔倒了没有人扶，生病了只有奶奶背着去卫生院，开家长会的时候别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来，只有我永远是奶奶。那些年攒下来的、被我压在心底的、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委屈，在这一刻全部涌了上来，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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