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错误的证物
第六章 错误的证物 (第2/2页)“从刻痕的深度和走势看，不是专业人士干的。”老周用放大镜观察着笔画转折处，“下刀犹豫，线条发抖，刻到一半还改过方向。你看这个‘账’字的‘贝’字旁，最后一笔明显是后来补上去的，和前面的笔画不连贯。像是……在很紧张的情况下，摸索着刻的。”
“是周浩。”陈建国突然说，“临死前，或者被注射氯丙嗪之后，趁还有一点意识，用身上能找到的尖锐物刻下了这两个字。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，所以留下线索。”
“可‘账本’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周放下放大镜，“贾**的笔记本我们已经拿到了，里面全是那些鬼画符。”
陈建国没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边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雪暂时停了，铅灰色的云层低垂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他脑子里在飞速拼接着碎片：徐丽霞说的“周浩负责联系销路”、尸体上被摘除的器官、保温箱、手术器械、刻在凶器上的“账本”……
“贾**的笔记本是‘审判档案’。”他转身，语速加快，“记录的是他如何‘审判’那些受害者，为什么‘审判’他们。但这个‘账本’——”他指着那把菜刀，“是另一本账。一本记录器官买卖的账。买家、卖家、时间、地点、价格、经手人……这才是真正能要他们命的东西。”
法医室的门被猛地推开，小李气喘吁吁地冲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张传真纸：“陈队！杭州……杭州那边回电了！”
陈建国接过传真。纸是温的，刚从传真机里吐出来不久。上面是杭州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回复，字迹因为传真有些模糊，但关键信息很清楚：
“关于你方查询的‘王建国’：王建国，男，48岁，杭州人，1989年5月刑满释放。曾因倒卖计划外医疗物资被判刑四年。出狱后注册‘华东医疗器械贸易公司’，经营范围包括：医疗器械、医用耗材、保健用品。公司注册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××号。经查，该公司1990年至1991年间，有多次向黑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等地医院销售‘医用冷藏设备’的记录。另，1991年10月5日，王建国曾乘火车前往齐齐哈尔，10月12日返杭。车票为软卧，车厢号：7厢3号下铺。”
车厢号：7厢3号。
陈建国的瞳孔骤然收缩。他猛地从大衣内袋掏出那本笔记本的影印件，翻到最后一页。那个歪歪扭扭的工厂轮廓旁，标着的数字正是“7-3”。
“不是工厂位置。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，“是车厢号。贾**在记录和王建国的会面地点——1991年10月5日，从杭州开往齐齐哈尔的列车上，7号车厢3号下铺。那是王建国的铺位。”
法医室里一片死寂。老周和小李都盯着那张传真纸，盯着那行“7厢3号下铺”，又看看笔记本上“7-3”的标记，脸色一点点变白。
“王建国打着医疗器械贸易的幌子，在全国各地跑，联系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和黑市医生。”陈建国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像在把脑子里纷乱的线索强行拧成一股绳，“贾**负责‘供货’——杀害那些流动人口，摘取他们的器官。周浩是中间人，负责物流、交接、收钱。但周浩后来害怕了，或者想分更多的钱，或者想退出，所以贾**杀了他灭口。可周浩临死前，在凶器上刻下了‘账本’两个字，因为他知道，只有找到那本真正的买卖账本，才能把王建国这条线也挖出来。”
“可账本在哪？”小李问，“贾**家、农机厂的地窖，我们都搜遍了……”
“不，还有地方没搜。”陈建国抓起大衣往外走，“周浩的尸体是在农机厂地窖发现的，但他是10月20日左右死的。而10月5日，王建国来东北，和周浩见过面。如果周浩那时候就已经在留后手，他不可能把账本藏在贾**知道的地方。他会藏在一个只有自己知道，但又可能在死后被公安发现的地方——”
他突然停住脚步，转头看向小李：“周浩的随身物品呢？他被抓时身上有什么？”
小李一愣，随即冲回办公室，两分钟后抱回来一个纸箱：“在这儿！贾**、徐丽霞、李秀华、孙成，还有地窖里那具‘无名尸’——现在确认是周浩了——他们的随身物品都在这。技术科已经检查过一遍，没发现异常。”
陈建国把纸箱里的东西倒在桌上。周浩的物品很少：一件破旧的军大衣，一条磨得起球的毛线围巾，一双劳保手套，一包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半盒火柴，一个铝制水壶，还有——一个黑色人造革的票夹。
票夹很旧，边角都磨白了。陈建国打开票夹，里面夹着几张过期的粮票、一张模糊的黑白照片（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，背后写着“1987年春”），还有两张火车票票根。一张是1990年4月从齐齐哈尔到讷河的，另一张是……
1991年10月5日，杭州至齐齐哈尔，7车厢3号下铺。
票根的背面，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，字迹潦草得几乎难以辨认：“老地方，三点，带本子。”
“本子……”陈建国翻来覆去检查那张票根，对着光看，逆着光看，用手指摩挲纸面。票根是硬卡纸，很普通，但……
他忽然停下来，用指甲小心地抠票根边缘。一层很薄的卡纸翘了起来——这是张双层票根，中间有夹层。他屏住呼吸，用镊子轻轻掀开上层，露出了夹在中间的一张纸。
不是普通的纸，是那种很薄很韧的描图纸，半透明，折叠成邮票大小。陈建国小心地展开。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记录，字小得像蚂蚁，但排列得很整齐：
“9月12日，浙A-李，肾，6.8万，已付3，欠3.8”
“9月25日，吉B-王，肝，8.2万，全结”
“10月5日，浙A-张，心，12万，预付5，货到结清（急）”
“10月18日，黑C-赵，角膜一对，4万，未付（赊）”
每一行记录后面，还有个用红笔打的勾或叉。陈建国数了数，从1990年5月到1991年10月，一共二十七条。每条都有编号、器官类型、价格、付款状态。最后的合计栏写着：“总计：￥1,874,000（壹佰捌拾柒万肆仟圆整）”
一百八十七万。
1991年的一百八十七万。
陈建国捏着那张纸的手指关节发白。他知道黑市器官买卖暴利，但没想到暴利到这个程度。一条人命，摘干净了，拆开了卖，能值七八万，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。而贾**这伙人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，经手了至少二十七条人命——这还只是有记录的。
“这个王建国……”小李的声音在发抖，“他在杭州开公司做掩护，用卖医疗器械的名义在全国跑，联系病人，谈价格，安排手术。贾**在东北杀人取货，周浩负责运输和交接。一条完整的黑产链。”
“不止。”陈建国把那张纸小心地装进证物袋，“你看这个‘浙A-李’，‘浙A-张’——这是车牌编号的格式。他们用这个来代指客户。浙A是杭州，吉B是吉林，黑C是黑龙江……这个网络不止跨省，可能遍布全国。”
他抬起头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但眼神亮得吓人：“李秀华临死前说‘别找了，找不到的’。他不是说周浩的尸体找不到，是说这本账找不到，说这个网络的核心人物找不到。他怕了，他知道这个网有多大，背后的人有多狠，所以他选择自杀。自杀前那句话，是警告，也是绝望。”
电话就在这时候响了。铃声在凌晨空荡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。陈建国接起来，是局长从省厅打来的。
“建国，公安部批了。”局长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，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杂音，“成立‘11·3’特大系列杀人案跨省专案组，你任组长，黑龙江、浙江、吉林、内蒙古四省公安机关配合。公安部特派员明天就到。这个案子，必须一查到底。”
“明白。”陈建国说。
“还有，”局长的声音顿了顿，“浙江那边传来消息，王建国昨天出境了，去的香港。理由是‘商务考察’，但香港那边有消息说，他订了三天后飞泰国的机票。”
“他想跑。”
“跑不了。”局长的声音斩钉截铁，“公安部已经协调边检和民航，他只要敢从泰国飞第三国，立即控制。但我们现在需要证据——确凿的、能把他和贾**的器官买卖网络钉死的证据。你手里的东西，够吗？”
陈建国看着证物袋里那张密密麻麻的记账纸，又看看那把刻着“账本”二字的菜刀。
“够。”他说，“而且不止够钉死他一个人。”
挂掉电话，陈建国走回办公室。天已经大亮了，雪又开始下，大片大片的雪花扑在玻璃窗上，很快积了薄薄一层。他站在窗前，看着窗外被雪覆盖的讷河县城，这个安静得有些沉闷的北方小城，地下却埋着如此血腥的秘密。
小李推门进来，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粥，两个馒头，一碟咸菜。“陈队，吃点东西吧，你从昨天中午就没吃。”
陈建国摇摇头，从怀里掏出烟，点了一支。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缓缓上升，模糊了窗玻璃上他自己的倒影。
“李秀华自杀前，看守所的监控调出来了吗？”
“调出来了。”小李放下粥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盘录像带，“昨天半夜送到的，我还没看。”
办公室里有台松下录像机，是去年破获一起走私案时缴获的，一直放在这里当摆设。陈建国把带子塞进去，按下播放键。
黑白雪花点后，画面出现了。是看守所监室的监控，角度从斜上方拍摄，能看见整个监室。李秀华缩在角落的铺位上，背对着摄像头，一动不动。时间显示是11月2日凌晨1点47分。
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了将近一个小时。凌晨2点38分，他突然坐起来，在铺位上摸索着什么。因为背对镜头，看不清具体动作。半分钟后，他躺回原处，双手叠放在腹部，姿势很平静。
又过了十分钟，2点48分，他的身体开始轻微抽搐。先是腿，然后是手臂，最后是整个上半身都在抖。他侧过身，面对墙壁，肩膀一耸一耸的，像是在哭，又像是在忍受剧痛。这个状态持续了大约三分钟。
2点51分，他突然坐起来，转身面对摄像头。
陈建国按下了暂停键。
画面定格在李秀华的脸上。那是一张濒死之人的脸，惨白，扭曲，眼睛里充满血丝，但眼神很清醒，清醒得可怕。他的嘴唇在动，像是在说什么。陈建国把音量调到最大，能听见极其微弱的、气若游丝的声音：
“别……别找了……找、找不到的……”
然后他抬起手，手指在胸口画了个奇怪的图案——先是一个圈，然后从圈里引出一条线，指向斜下方。画完，手指无力地垂下。2点52分，他向后倒去，重重摔在铺位上，不再动弹。
陈建国把画面倒回去，定格在他画图案的那几秒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。他死死盯着屏幕上那只手指的轨迹，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咔哒作响，像是生锈的齿轮突然咬合了。
那不是乱画。
那是一个符号。一个他见过的符号。
他冲回办公桌，在堆成山的卷宗和材料里疯狂翻找，纸张哗啦啦散落一地。终于，他找到了——老张破译的“审判码”对照表。他一把抓过来，手指在那些歪歪扭扭的符号上飞速移动，最后停在其中一个上。
一个斜钩，从圆圈里引出来，指向斜下方。
老张用红笔在旁边标注：“疑（？）出现2次，特征不明”。
李秀华临死前画的，就是这个符号。
“他不是在说‘找不到账本’……”陈建国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符号，“他是在说，这个符号代表的人，找不到。‘疑’不是指怀疑，是指……不能被找到的人。”
“什么人不能被找到？”小李问。
陈建国没回答。他拿起笔，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：
“李秀华知道‘疑’符号的含义→他见过被标记为‘疑’的人→这个人身份特殊，不能暴露→李秀华临死前画这个符号，是在警告，还是在求救？→他自杀，是因为知道这个人会灭口，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人的同谋？→王建国的器官买卖网络，李秀华参与了多少？→如果参与了，他为什么自杀？如果不参与，他为什么会知道‘疑’符号的含义？”
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，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陈建国放下笔，按着突突直跳的太阳穴。破案就是这样，你以为摸到了线头，扯出来的却是整张密密麻麻的网，网上每一个结点都连着另一根线，另一张网。
窗外，雪越下越大，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远处教堂的钟声敲了七下，沉闷的钟声在雪幕中传得很慢，很悠长。
陈建国站起身，从墙上取下那张巨大的中国地图。地图上，讷河只是东北角一个不起眼的小点。他用红笔在这个小点上圈了个圈，然后画出一条线，延伸到杭州，又一条线，延伸到吉林，再一条，延伸到内蒙古。最后，他在这张网的中央，写下了三个字：
“王建国”
写完，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，然后拿起笔，在“王建国”旁边，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问号后面，他用很小的字，写下了那个从笔记本上抄来的符号：一个圆圈，一条斜钩。
“疑。”他轻声念出这个字，然后划掉，在旁边重新写上：
“医？”
当天下午，公安部特派员到了。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刑侦，姓秦，从北京直接飞过来的，裹着一身寒气进了县公安局会议室。陈建国汇报了整整三个小时，从贾**笔记本的“审判码”，到地窖里的尸体，到农机厂的器官工厂，到周浩身上的账本，到王建国的出境记录，到李秀华临死前画的符号。
秦特派员一直没说话，只是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会议室很快烟雾弥漫。等陈建国说完，他把烟蒂按灭在烟灰缸里，问了一个问题：
“那个‘疑’符号，在笔记本上出现了两次。除了李秀华临死前指认的这一次，另一次出现在哪里？”
陈建国翻出笔记本影印件，找到那一页。那是很靠前的一页，记录时间是1990年6月。符号旁边没有标注受害者信息，只写了一个地名：“哈尔滨”，和一个数字：“150”。
“查。”秦特派员说，“哈尔滨，1990年6月，和150这个数字有关的一切。医疗记录、失踪报案、酒店住宿、火车班次——一切。”
“您怀疑……”
“我怀疑这个‘疑’指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类人。”秦特派员又点了一支烟，烟雾后的眼睛锐利得像鹰，“一类贾**不敢杀，但不得不杀的人。或者，一类杀了会有大麻烦，但不得不处理掉的人。李秀华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所以贾**要灭他的口。但李秀华临死前画那个符号，是在告诉我们：这个人，是破案的关键。”
陈建国感觉自己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。
“还有，”秦特派员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，“王建国跑不了，香港那边已经布控了。但我们要做的，不只是抓一个王建国。我们要把这个网，连根拔起。从摘器官的屠夫，到运输的中间人，到联系买家的掮客，到动刀的医生，到等器官的病人——一个都别想跑。”
他转过身，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：“这个案子，会很难，会很慢，会触及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和事。但我们必须做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做，地窖里那些尸体，就永远只是‘失踪人口’名单上一个冰冷的数字。他们是谁，从哪来，为什么死，没人会在乎。”
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下去：
“但我们在乎。”
陈建国握紧了手里的笔。笔尖刺进掌心，轻微的刺痛让他保持清醒。他想起地窖里那些空洞的胸腔，想起周浩心脏上插着的刀，想起李秀华临死前那双清醒得可怕的眼睛。
雪还在下。这场雪从十一月开始，似乎就不打算停了。但陈建国知道，雪再大，也总有停的时候。而他们要做的，就是在雪停之前，找到那条被深深掩埋的血路。
他翻开新的一页卷宗，在第一行写下日期：“1991年11月3日”。
然后，在下面重重地写下了第一个待查项：
“‘疑’——哈尔滨，1990年6月，150。关联人：王建国？李秀华？贾**？”
写完，他合上卷宗，看着窗外。
天，又快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