江城穿越之镜头里的烟火
江城穿越之镜头里的烟火 (第2/2页)窗外天刚亮，老巷里只有清洁工在扫街，冷风吹过，带着油条的香味。我这才惊觉，自己变成了老陈。
摸向肩颈，昨天蹲守拍日出的疼痛还在，一按就像针扎；左手的相机倒在腿边，显示屏还亮着，停在“修鞋匠补鞋”的照片；工装内袋里，儿子的简笔画硌着胸口，塑封膜边缘磨得发亮。相机包抽屉里，压着三份“生活难题”：爱好的“取景要求”（红色标注“6点早市拍‘包子摊蒸汽’（逆光）；12点拍杂货店（招牌+老板特写）；18点整理照片（选10张投稿）”）；家庭的“牵挂线索”（“儿子复习：晚上7点-9点，重点讲二次函数；给妻子买护手霜（她总说做卫生手干，20元）；别让妻子知道买存储卡（怕她生气）”）；身体的“警报信号”（“肩颈劳损：戴护肩；眼睛酸胀：滴眼药水；没胃口：早餐吃馒头，别耽误取景”）。
我摸向工装口袋里的零钱，昨天发的会计工资剩200元，给母亲买了盒降压药花了80元，还剩120元——给妻子买护手霜要20元，买存储卡差180元，心里像压着块湿棉花，既怕错过杂货店最后取景机会，又怕儿子因我失约难过。
早上5点40分，我赶紧穿上护肩，背着相机往早市跑。蹲在包子摊对面，调整参数“ISO200，光圈f/4”，等摊主掀开蒸笼的瞬间——蒸汽裹着晨光升起，金黄的包子在蒸汽里若隐若现，我赶紧按下快门，肩颈的疼痛让我直咧嘴，只能用右胳膊托着相机，心里默念“这画面，值了”。7点，我拍了25张，赶紧往家跑，把照片导进电脑，怕存储卡再满。
中午12点，我到杂货店时，老板正收拾东西：“陈师傅，就等你了，我这招牌挂了20年，今天拆了舍不得”。我蹲下来拍招牌特写，阳光刚好落在“老周杂货店”五个字上，老板站在招牌下笑：“拍好了给我洗一张，我贴在家里”。我点点头，又拍他叠塑料袋的样子，指尖碰到相机握柄，突然想起儿子的简笔画——他举着试卷的样子，心里一阵愧疚。
下午2点，我去数码店看存储卡，300元的要攒半个月生活费，我犹豫半天，买了张200元的（容量小但能凑合用）。下午5点，我回家整理照片时，妻子看见存储卡，把围裙往沙发上一扔：“又乱花钱！儿子复习你不管，就知道拍那些破照片，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？”我没反驳，只是把“杂货店招牌”照片调出来，妻子凑过来看，沉默了几秒：“这店拆了，以后想吃你拍的糖水摊，也没地方拍了”。
晚上7点，儿子拿着数学试卷走进来：“爸，你拍的那些照片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我打开电脑，他指着“老巷水洼倒影”说“这张真好看，我们班同学肯定没见过这样的老巷”。我摸着他的头：“爸今晚陪你复习，这些题爸都会”，讲题时，儿子突然说“爸，你要是喜欢拍，就拍吧，我以后自己多做题”，我眼眶一热，肩颈的疼好像也轻了。
三、镜头外的暖阳
再次醒来时，身上还带着老巷青砖的味道。我摸向肩颈，没有劳损的刺痛，只有杂货店柜台边缘蹭的小划痕。手机在裤兜里震动，是老街区业主群的消息：“老陈的‘老巷烟火’摄影作品获市级摄影展一等奖！奖金5000元；社区还给他办了‘老巷记忆’摄影展，好多老居民都去看；他儿子数学考了90分，说‘爸爸的照片给了我动力’；他妻子偷偷给他买了新镜头，藏在相机包最底层！”
我跑到摄影展现场，看见老陈穿着那件卡其色工装，胸前别着获奖证书，儿子举着“一等奖”奖牌：“爸，你真棒！”；妻子拿着新镜头走过来：“早就给你买了，怕你说浪费，没敢告诉你”；杂货店老板捧着“老周杂货店”的照片：“陈师傅，谢谢你给我留了念想，我孙子天天看这照片，说以后要像你一样拍老巷”；修鞋匠、糖水摊阿姨也来了，手里拿着老陈拍的照片：“我们的样子，还能留在照片里，真好”。
老陈接过新镜头，笑着说“谢谢大家，我只是想把老巷的烟火留住，没想到能让这么多人记着”。他的指尖不再沾着灰屑，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，相机挂在脖子上，镜头盖没盖，显示屏上是刚拍的“摄影展人群”特写；肩颈的疼也好了很多，他说“儿子帮我买了新护肩，妻子天天给我揉肩，现在拍多久都不疼了”；儿子的简笔画贴在相机包外侧，他说“周末要带妻子和儿子去新开发的老巷取景，让他们也看看我拍的世界”。
“陈师傅，来瓶凉白开吗？”他看见我，笑着挥挥手。风卷着摄影展的宣传册，哗啦啦地响，像在应和老居民的笑声。我递过去一瓶凉白开，突然明白老陈镜头里的秘密——那些熬到深夜的整理、贴满护肩的疼、省吃俭用买的设备，不是“不务正业的证明”，是他把对老巷的热爱，融进了每一次按下快门里，把对家庭的责任，藏在了每一次妥协与坚持中。就像那本泛黄的取景笔记本，看似普通，却藏着他对生活的敬畏；就像儿子的简笔画，看似微小，却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。
明天我还要来杂货店上班，老陈昨天说“摄影展结束后，要带儿子来老巷拍晨露，还要给我洗张‘杂货店最后一天’的照片”。顺便问问他，新镜头用得顺不顺手，儿子的数学题还有没有不会的，我也想听听，那个终于平衡了热爱与家庭的摄影爱好者，笑着说起这些时的声音到底有多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