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24章 《丧钟为谁而鸣》

第624章 《丧钟为谁而鸣》 (第2/2页)

他把爆破装置塞进背包，拉上拉链。
　　
　　外面天亮了吗？他不知道。
　　
　　隧道里永远是黑的。但从洞口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，已经不像昨夜那么深了。
　　
　　他听见远处传来炮声，整个地平线都在颤抖。
　　
　　那是德国同志带来的重炮，一百五十毫米、两百一十毫米，一发就能把碉堡连同里面的机枪手一起掀上天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把这段写完，划火柴点燃一支烟。
　　
　　烟雾在打字机上方慢慢散开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一些事情——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简单到不值一提，却一直刻在他脑子里。
　　
　　那是在马德里解放后的第三天，他走在格兰大道上。
　　
　　一个西班牙老太太从窗户里探出头来，问楼下走过的国际纵队士兵：“你们是谁的军队啊？”
　　
　　那个士兵仰起头，笑着看向老太太，用蹩脚的西班牙语回答：“我们是您的军队。”
　　
　　老太太哭了。
　　
　　士兵站在原地，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继续走还是该上楼安慰她。
　　
　　他站在那里很久，直到老太太擦干眼泪，朝他挥了挥手：“谢谢你们。”
　　
　　海明威把这段记忆压进脑海里。
　　
　　打字机旁的烟灰缸满了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没有去倒，他重新把稿纸卷进打字机，在最后一段的下面，敲下了这样一行字：
　　
　　“丧钟为谁而鸣？它为你而鸣——为你，为每一个活在这世界上的人。”
　　
　　稿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，海明威靠在椅背上，望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际线。
　　
　　大西洋尽头，太阳正在升起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他让罗伯特·乔丹在炸桥之前对那个德国同志说出了这样一段话——不是原话，是意思相近的话，用他能表达的、他认为正确的方式说出来。
　　
　　“你知道吗，”
　　
　　德国同志听完乔丹的话后说，
　　
　　“韦格纳同志说过一句话。
　　
　　他说，资本主义最大的罪恶不是剥削，是它让普通人觉得自己的苦难是理所当然的。
　　
　　工人觉得自己天生就该穷，农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剥削，难民觉得自己天生就该被抛弃。
　　
　　我们革命，就是要打破这种理所当然。”
　　
　　“怎么打破？”
　　
　　“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。
　　
　　然后证明给他们看。”
　　
　　海明威把这段话也敲进了稿纸里。
　　
　　他想起自己在美国的作家朋友们——多斯·帕索斯、福克纳、菲茨杰拉德。
　　
　　他们也在写，写美国，写人性，写迷惘的一代。
　　
　　但他们不写西班牙，不写那些从世界各地赶来、为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献出生命的人。
　　
　　为什么不写？海明威不知道。
　　
　　也许他们觉得那是别人的事，也许他们觉得文学不该掺和政治，也许他们觉得那些戴着红星臂章的志愿兵只是狂热的傻瓜——不值得写进小说里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不这么想。
　　
　　他们都是人。
　　
　　活生生的，会怕、会疼、会死的。
　　
　　他亲眼看见他们在战壕里瑟瑟发抖，亲眼看见他们抬着担架从炮火下爬出来，亲眼看见他们倒下。
　　
　　那些人有名字，有面孔，有家人，有过去，有未来。
　　
　　他们不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，不是政治家嘴里的宣传口号，是会流血的血肉之躯。
　　
　　烟抽完了。海明威把烟蒂按进烟灰缸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望着窗外，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。
　　
　　太阳升起来了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　　
　　西班牙之后，世界革命还要继续。
　　
　　英国，美国，亚洲，非洲——那些地方的人民仍旧等着解放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不知道还要多久。
　　
　　也许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
　　
　　但他相信总会等到那一天。
　　
　　打字机旁的稿纸在晨光中翻动着。
　　
　　罗伯特·乔丹的故事写完了，但故事里的那些人还活着——在西班牙，在德国，在苏联，在芝加哥，在每一个有人站起来反抗压迫的地方。
　　
　　那些红旗还会继续插下去。
　　
　　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时候，他希望还有人记得这些人。
　　
　　记得他们的名字，或者记不住名字也没关系，只要记得他们做过的事就行。
　　
　　海明威抽出一张新稿纸，在顶端写下：
　　
　　一九三五年七月，哈瓦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