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6-2011 【1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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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记忆在时间的轴承上留下清晰的痕迹时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
　　
　　对于我而言，那时的乡村路还都是石子路，踩上去脚底会传来细碎的硌痛感，雨天里石子被冲刷得发亮，像散落的牙齿。房子外墙刷着白灰面，年久的人家墙上会剥落出一块块不规则的疤痕，露出里面灰黑色的砖。家里的地是水泥地，夏天赤脚踩上去，凉意从脚底板一直窜到后脑勺，冬天则冷得让人直跺脚。老师上课穿中山装，四个口袋方方正正，钢笔插在左边胸口的袋子里，金属笔帽偶尔会反射出一小片晃眼的光。学校的游戏是跳绳、跳皮筋，皮筋是从旧轮胎上剪下来的，黑色的橡胶圈接成一长条，跳起来时会发出“啪啪”的闷响。每月或每季度，学校会组织去镇里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。电影院的门帘是厚重的深红色绒布，掀开的一瞬间，一股混合着爆米花、汗味和陈旧木料的气息会扑面而来。印象最深的是《举起手来》，没太看懂，但觉得好笑，潘长江歪着脑袋的样子让我在黑暗里笑出了声，被前排的人回头瞪了一眼；看完《醉拳》，小朋友之间打架还要模仿两下，嘴里喊着“哈！哈！”，胳膊肘笨拙地往外顶，谁也没真正打疼谁。
　　
　　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。那是一个即将放学的下午，阳光从窗户斜投进来，在水泥地上拉出一片金黄色的梯形，灰尘在光柱里缓缓浮动。班主任徐老师正在默写。她是个女老师，扎着低马尾，鬓角的头发用黑色发卡别得一丝不苟，以严厉著称，教书已有二十多年。她什么都教，语文、数学、体育，一人身兼多职。她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质感，像冬天里摩擦干枯的树枝，清晰而有力。
　　
　　“习惯——”她饱含深情地念着默写的词语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像是在呼唤什么远方的什么东西。
　　
　　我抓耳挠腮，圆珠笔在草稿纸上戳出一个又一个墨点。那个词卡在喉咙里，出不来也咽不下去。这时，家长们已经在教室外等候了。他们或站或蹲，三三两两聚在走廊的阴影里，手里提着菜篮子或者布兜，。其中大部分是年迈的奶奶——农村里，年轻父母都要打工上班，孩子都由老人照顾。她们穿着藏青色的斜襟布衫，头发用网兜兜着，脚上是自己做的黑布鞋。那时候，婆媳之间并没有跨时代的代沟，大家都为了生活和家庭奔波，那些后来被反复讲述的矛盾，在当时不过是灶台边一两句嘟囔，风一吹就散了。
　　
　　“奶奶，这个词怎么写呀？”
　　
　　我望着窗外的老人，声音压得极低，像是在和一只即将飞走的蝴蝶说话。手心里全是汗，圆珠笔滑得几乎握不住。窗外的光线落在奶奶们的脸上，那些被岁月和日头磨蚀过的面孔，像一片片晒干的红薯皮，皱褶里藏着我看不懂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窗外的老奶奶抬起头，眯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她缺了一颗门牙，笑起来嘴巴像一个黑洞：“哎哟喂，这孩子！奶奶小学都没毕业，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，听不懂的！”
　　
　　旁边的一位老大爷听了，也露出残缺的黄牙，笑得浑身发抖，像一台快散架的老机器：“咯咯咯——”那笑声粗糙、沙哑，却没有任何恶意，只是觉得一个小孩向奶奶问作业这件事本身，就足够滑稽了。
　　
　　我尴尬地往老师那边飞快地瞟了一眼——徐老师正在低头翻看教案，眉头微蹙，像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。我又扭头瞅了瞅左边的同学，他正埋头奋笔疾书，笔尖在纸上发出细碎的“沙沙”声，像蚕在吃桑叶。一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涌上心头，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，又紧又闷。我想起上周因为默写不过关被叫到办公室的经历——徐老师的办公桌上永远摆着一把竹尺，油亮油亮的，不知道打过多少手心。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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