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 一帘幽梦无人共：吴藻与香南雪北
第六章 一帘幽梦无人共：吴藻与香南雪北 (第1/2页)江南烟雨葬花魂
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
它落在杭州城外的西溪湿地里，落在秋雪庵的芦花丛中，落在松筠阁的芭蕉叶上，也落在一个女子摊开的词稿间。那女子坐在窗前，穿一件半旧的藕荷色衫子，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，几缕碎发垂在耳畔。她手里捏着一支笔，笔尖悬在纸上，久久没有落下。窗外的雨声细细密密的，像是在替她写着那些写不出的句子。
她叫吴藻，字苹香，号玉岑子。
她是清代中期的女词人，生于杭州，长于杭州，老于杭州。她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，可她的心，却在这座城里漂泊了一辈子。她是商人的妻子，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之妇；她是名门闺秀，却从不愿被闺秀的身份束缚；她是女词人，却常常觉得“女词人”三个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——为什么要在“词人”前面加一个“女”字？难道词也分男女吗？
她的一生，是对抗的一生。对抗世俗，对抗礼教，对抗命运，对抗自己。她赢了，也输了。她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却发现自己想要的样子并不快乐。
一、西溪女儿
清代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吴藻出生在杭州钱塘。
吴家是做丝绸生意的，家资殷实，在杭州城内有好几间铺面。吴藻的父亲吴文炳，虽是个商人，却极好风雅，家中藏书甚富，还养了一个昆曲班子，逢年过节便在府中唱戏。他对子女的教育也颇为重视，请了当地最好的先生来家中授课。
吴藻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上面有几个哥哥姐姐。她自小便生得聪明伶俐，四岁时便能背诵《千家诗》，六岁时能作简单的五言诗，八岁时已经能填小令了。教书的先生姓沈，是个老秀才，一辈子没中举，教了一辈子书。他教过很多学生，可从未见过像吴藻这样的——学什么会什么，一点就通，一通就透。
沈先生对吴文炳说：“此女是谪仙之才，可惜生在商贾之家。”
吴文炳问：“谪仙之才，不该生在商贾之家吗？”
沈先生摇摇头，没有回答。他想说的是：谪仙之才，不该生在女子之身。
可吴藻不在乎这些。她喜欢读书，喜欢写词，喜欢唱曲，喜欢一切美的东西。她不喜欢女红，不喜欢厨艺，不喜欢那些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陈词滥调。她觉得那些东西是捆住女人的绳子，而她生来就不是让人捆的。
十五岁那年，她写了一首《如梦令》：
“燕子未归春晓，一院绿阴如扫。
独自倚阑干，花落知多少。
休恼，休恼，今夜月明人悄。”
这首词写得清新自然，有少女的天真，也有少女的孤独。“独自倚阑干，花落知多少”——她一个人倚着栏杆，看着花落，不知道落了多少，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。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，不是为谁，不是为了什么事，只是心里空空的，像是缺了什么东西。
缺了什么呢？她不知道。
她只知道，这座城太小了，小到装不下她的心。
杭州是南宋的故都，西湖是天下最美的湖。吴藻从小就住在西湖边，看惯了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的繁华，也听惯了“西湖歌舞几时休”的曲子。她喜欢西湖，可她也恨西湖——西湖太美了，美得让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。她想知道，西湖之外还有什么？江南之外还有什么？这个时代之外还有什么？
可她走不出去。一个女子，怎么走出去呢？
她只能写词。在词里，她可以走遍天下，可以纵横四海，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。她在《金缕曲》中写道：
“闷欲呼天说。问苍苍、生人在世，忍偏磨灭？
从古难消豪士气，也只书空咄咄。
正自检、断肠诗阅。
看到伤心翻失笑，笑公然、愁是吾家物。
都并入、笔端结。”
“看到伤心翻失笑”——读到最伤心处，反而笑了。那是一种怎样的笑？是自嘲，是释然，还是无奈？也许都是。她笑自己，明明是个女子，却偏偏有“豪士气”；明明应该安分守己，却偏偏不安分；明明该愁柴米油盐，却偏偏愁那些没用的东西。
“笑公然、愁是吾家物”——她把自己的愁当成了家传的宝贝，可笑，也可悲。
二、花帘词
吴藻二十岁那年，嫁了人。
丈夫姓黄，名唤黄某（名字已不可考），是个商人，在杭州城里开着几家当铺和绸缎庄。黄家与吴家门当户对，都是商贾之家，在旁人看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可吴藻不喜欢他。
不是因为他不好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是一类人。黄某是个老实人，本分，勤劳，会做生意，会过日子。可他不懂词，不懂曲，不懂吴藻心里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。他看吴藻写的词，就像看天书一样，看了半天，说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。”可到底好在哪里，他说不出来。
吴藻不怪他。她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能懂她的人太少了。她嫁给黄某，不是因为她爱他，而是因为她需要嫁人。在那个时代，女子不嫁人，是活不下去的。
新婚之夜，吴藻坐在床边，等着丈夫进来。黄某喝得醉醺醺地进来，看了她一眼，憨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长得真好看。”然后就倒头睡了。
吴藻坐在那里，听着他的鼾声，忽然想起自己十五岁时写的那首《如梦令》——“今夜月明人悄”。那时候的她，以为孤独是美的，是诗意的，是可以用来吟咏的。现在她知道，孤独一点也不美，它只是空，只是冷，只是没有尽头的夜。
婚后的日子，平淡得像西湖的水，没有波澜，也没有颜色。
黄某每天早出晚归，忙着做生意。吴藻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读书写词，弹琴唱曲。她把家里布置得像一间书房，墙上挂着字画，桌上摆着文房四宝，书架上是满满的典籍。黄某回家看到这些，也不说什么，只是笑笑。
他不懂她，可他尊重她。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
吴藻在《花帘词》的自序中写道：
“余幼嗜词，长而弥笃。每于春秋佳日，风雨闲庭，辄拈小词以自遣。或写幽兰之思，或抒秋士之怀。不求人知，亦不暇求人知也。”
“不求人知，亦不暇求人知也”——她说她不在乎有没有人懂她。可如果真的不在乎，为什么要写出来呢？她是在乎的，她比谁都在乎。她希望有人能读懂她的词，读懂她的心，读懂她那些说不出口的寂寞。
可她等了很多年，也没有等到那个人。
她开始把词稿寄给杭州城里的文人雅士，请他们评点。那些人读了她的词，都惊为天人——一个商人的妻子，一个闺阁女子，竟然能写出这样清丽婉转的词句，简直是奇迹。
她的名声渐渐传开了。杭州城里的人都知道，黄家的媳妇是个才女，能诗能词，能书能画。有人称她为“当朝李清照”，有人称她为“闺阁词人之冠”。这些名号让她高兴，也让她惶恐。
她知道，自己和李清照不一样。李清照有赵明诚，有金石，有国破家亡的沧桑；而她呢？她有什么？她只有一座城，一座园，一池荷花，和一个不懂她的丈夫。
她在《浣溪沙》中写道：
“一卷离骚一卷经，十年心事十年灯。芭蕉叶上几秋声。
欲寄相思无好句，且看团扇有新名。水晶帘下看梳头。”
“十年心事十年灯”——十年了，她的心事像一盏灯，亮了十年，灭了十年，亮了又灭，灭了又亮。灯下的人，始终只有她自己。
三、男装
吴藻做过一件惊世骇俗的事——她穿着男装，出入杭州的酒楼茶肆，与文人雅士们饮酒唱和。
那是在她婚后几年。有一天，她实在闷得慌，便从丈夫的衣柜里拿了一件长衫，戴上方巾，对着镜子照了照。镜子里的人，眉目清秀，唇红齿白，活脱脱一个翩翩少年。她笑了，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孩子。
她就这样走出了家门。
走在杭州的大街上，没有人认出她是女子。她去了一家酒楼，点了几个菜，要了一壶酒，自斟自饮。旁边几个书生在谈论诗词，她便凑过去，与他们联句唱和。那些书生起初没把她放在眼里，觉得她不过是个年轻的读书人。可几轮下来，他们发现这个“年轻人”才华横溢，出口成章，便对他刮目相看。
那一天，她玩得很开心。她喝了很多酒，说了很多话，笑了很多次。她觉得自己像一只飞出笼子的鸟，自由了，痛快了。
她后来在《金缕曲》中记录了这段经历：
“一卷书，一樽酒，一庭风月。
几回醉，几回醒，几回休歇。
笑我浮生真草草，老去功名何物。
只合向、花前吟月。”
“笑我浮生真草草”——她笑自己这辈子过得太草率了，像个孩子一样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计后果，不顾一切。可她不后悔。她觉得，人活一辈子，如果连想做的事都不敢做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可她知道，这种自由是假的。脱下男装，她还是那个黄家的媳妇，还是那个被困在闺阁中的女子。她可以在酒楼里和书生们称兄道弟，可回到家，她还是要面对那个不懂她的丈夫，还是要面对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。
她像一个人，在梦里自由飞翔，醒来却发现自己的翅膀被剪断了。
有一次，她和几个朋友在西湖边饮酒，喝到兴头上，有人提议去游湖。她跟着去了，坐在画舫上，看着湖中的月亮，忽然哭了。朋友们问她怎么了，她说：“没什么，酒喝多了。”
她哭的不是酒，是自由。她知道，她不可能永远穿着男装，不可能永远混在男人堆里，不可能永远做那个“翩翩少年”。她终究要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，做回那个“黄家媳妇”。
那一刻，她恨自己生为女子。
不是因为她觉得女子低人一等，而是因为女子有太多不能做的事。她想做的事，偏偏都是女子不能做的。她想游历天下，可女子不能独自远行；她想结交四海，可女子不能抛头露面；她想建功立业，可女子不能科举做官。她能做的，只有写词。写那些没有人读的词，写那些读了也没有人懂的词。
她在《喝火令》中写道：
“帘卷东风紧，花飞春事空。
绿阴庭院几番风。
燕子不来，人去也匆匆。
记得年时见，灯前笑语同。
而今独自倚帘栊。
一样黄昏，一样月明中。
一样小窗人静，只是不相同。”
“一样黄昏，一样月明中，一样小窗人静，只是不相同”——景物还是那些景物，可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。她说的“人”，是谁？也许是某个她曾经喜欢过的人，也许是她自己。那个曾经的自己，已经不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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