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章柯尼斯堡的冬天

第二章柯尼斯堡的冬天 (第1/2页)

一
　　
　　一八〇六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。
　　
　　十一月的第一场雪降临时，老弗里茨正在书房里给儿子讲课。说是书房，其实不过是庄园二层一个向阳的房间，摆着一张橡木书桌、两把椅子和一个快要空了的书架——大部分藏书都在秋天被玛丽卖掉了，换来的钱买了过冬的粮食和柴火。
　　
　　窗外，雪花正无声地落在荒芜的田野上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地里应该还有没收完的冬小麦，佃农们会在雪前最后忙碌几天。但今年，地是荒的。年轻人都被征去当兵了，剩下的老弱妇孺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哪还有力气耕种？
　　
　　“父亲，”弗里德里希的声音把他从恍惚中拉回来，“这一段我不懂。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低下头，看着儿子摊在桌上的那本书。那是他父亲留下的遗物之一——一本一七四〇年出版的《普鲁士军制》，扉页上还有他曾祖父的签名。书页已经泛黄发脆，边角被弗里德里希的小手翻得卷了起来。
　　
　　“哪一段？”
　　
　　“这里。”弗里德里希指着其中一行，念道：“‘士兵之荣誉，在于绝对服从命令；军官之荣誉，在于至死捍卫阵地。’可是父亲，如果命令是错的，也要服从吗？如果阵地守不住，也要至死捍卫吗？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沉默了。
　　
　　如果是半年前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是的。命令就是命令，阵地就是阵地。军人的天职不是思考，而是执行。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就是这样打胜仗的。
　　
　　但现在，他的左腿膝盖以下只剩下空荡荡的裤管。耶拿战场上的景象，那些成片倒下的、保持着整齐队形至死不退的士兵，日日夜夜在他脑海里重演。
　　
　　“这个问题，”他缓缓开口，“我从前也不知道答案。现在……可能也不知道。”
　　
　　弗里德里希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父亲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从不这样说话。父亲总是斩钉截铁，总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、该说什么。可现在，父亲的眼神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——那是什么，八岁的他还说不出名字。很多年后，他才会明白，那叫怀疑。
　　
　　“打仗不是算术，”老弗里茨继续说，声音低沉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不是一加一等于二。有时候，服从命令是对的；有时候，服从命令会让你和你的士兵一起去死。什么时候该服从，什么时候不该……没有人能告诉你。只能你自己决定。”
　　
　　他顿了顿，望着窗外的雪。
　　
　　“我花了三十年学到的那些东西，在耶拿一天就全被推翻了。法国人用新战术打我们，我们按照老办法打，结果就是我们死了，他们活着。这就是战争。”
　　
　　弗里德里希沉默地听着。他不太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话，但他记住了父亲说这些话时的神情——疲惫、茫然，还有一种他叫不出名字的、像是伤口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“那……那以后我们怎么办？”男孩问。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把目光从窗外收回，落在儿子脸上。那张稚嫩的脸上，有一种他从未注意过的认真。
　　
　　“你先把这个国家还存不存在搞清楚，”他说，“国王在梅梅尔，法国人在柏林，谁知道明年这个时候，普鲁士还在不在？你先活着，活到有人能告诉你‘怎么办’的那一天。”
　　
　　门外传来脚步声。玛丽推门进来，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。
　　
　　“该吃午饭了，”她说，把碗放在桌上，“今天煮了土豆汤。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看了一眼那碗汤。清得像水，几片土豆飘在面上，连盐都没有放多少。他知道玛丽已经把家里能当的东西都当了，连她母亲留下的银烛台也换成了黑面包。
　　
　　他端起碗，喝了一口。寡淡无味，但至少是热的。
　　
　　“你喝过了吗？”他问玛丽。
　　
　　“我和弗里茨喝过了，”玛丽说，避开他的目光，“在厨房喝的。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知道她在说谎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低下头，继续喝那碗几乎没有味道的汤。
　　
　　二
　　
　　十二月中旬，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来到庄园。
　　
　　那天下午，雪下得很大。老弗里茨正在马厩里——那里已经没有马了，仅剩的两匹农用马也被征用，空荡荡的马厩成了堆放干柴的地方。他拄着拐杖，一捆一捆地把木柴搬到屋檐下，免得被雪浸湿。
　　
　　一辆马车从远处驶来，在庄园门口停下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裹着厚重大衣的中年人。那人踩着积雪走过来，一直走到马厩前，摘下帽子。
　　
　　“冯·瓦尔德克少校。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抬起头，愣了一愣，才认出那是谁。
　　
　　冯·施泰因男爵，普鲁士内阁成员，曾经在王宫里见过几次。他听说这个人现在在柯尼斯堡，协助重组逃亡的政府。可他怎么会到这里来？
　　
　　“男爵阁下，”老弗里茨放下柴捆，用拐杖稳住身体，“这种天气，您怎么……”
　　
　　“找你谈谈。”施泰因打断他。他的声音沙哑，眼圈发青，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。“里面能说话吗？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把客人领进书房。玛丽端来两杯热水——家里已经没有茶叶和咖啡了。施泰因接过杯子，捧在手心里暖着，目光落在老弗里茨空荡荡的裤腿上，停留片刻，然后移开。
　　
　　“我在柯尼斯堡听说了你的事，”施泰因开口，“耶拿战场上，你那个连打得怎么样？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沉默了一会儿。他不太想回忆那一天，但他知道施泰因不是来闲聊的。
　　
　　“一百六十人，”他说，“活下来的，可能不到三十个。大部分是在列队射击时被法国人的散兵打死的。我们排成线列，他们躲在树后面、沟里面，一个一个瞄准打。我们的人成片倒下，他们的伤亡不到我们的一半。”
　　
　　施泰因点了点头，似乎对这些并不意外。
　　
　　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
　　
　　“意味着我们的战术过时了，”施泰因说，“意味着整个普鲁士军队，从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传下来的那一套，全都过时了。法国人靠散兵线和纵队打胜仗，我们靠线列和排枪打败仗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　　
　　他顿了顿，喝了口水。
　　
　　“但问题不只是战术。问题是整个普鲁士——农奴制、等级制、僵化的官僚机构、拒绝变化的容克贵族，全都过时了。拿破仑用一天打败了我们的军队，但他的革命用了十几年打败了整个旧欧洲。我们要想活下去，就得变。”
　　
　　老弗里茨听着这些话，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施泰因说的，和他心里隐约想到的那些东西，隐隐约约对得上。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　　
　　“我来找你，是因为我需要人。”施泰因放下杯子，直视着他，“国王虽然逃到了梅梅尔，但还在犹豫。身边的人分成两派，一派主张和法国人讲和，割地赔款，保住剩下的；一派主张学法国人，搞改革，把普鲁士变成一个能打赢战争的国家。我属于后一派。我需要能打仗的人帮我，需要能看出来我们输在哪里的军官帮我。”
　　
　　
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