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3章 最伟大也最平凡
第43章 最伟大也最平凡 (第1/2页)“余切，余切！”张守任拍门道。
“唰”一下，门开了，露出一张硬朗的脸。
余切！
“今年过年才见面，短短三四个月，你怎么变黑了？”
张守任一边说话，一边把绑在自行车后座的一麻袋信卸下来。
余切单手就提起那一袋子信，回答他：“我最近到处跑，又要去前线慰问，加紧训练着呢。”
“练什么？”
“枪法！刺刀！格斗！”余切撸起袖子。
这让张守任注意到余切的胳膊。
“你胳膊太粗了，快赶得上有些瘦人的大腿！我上一次见到这么壮的人，还是在《青年文学》看到的冯骥材。”
冯骥材曾经是津门篮球队的职业运动员，身高快两米！人称“文（画）坛巨人”。
“那还是比不了的，他骨头都比我大了一圈。”
张守任有点忍俊不禁：他有点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一个作家要练出一身横肉。
内地作家的平均身高偏矮，也偏瘦，81年冯骥财第一次访问英国，顿时震撼了英国作家——他和其他内地作家完全是两个画风。
于是，此后每次出访，访问团总想要带上冯骥财，因为他代表内地文坛的“高度”，很能给大家长脸。
但冯骥财每次都被拉去长脸，长久下去还是很影响他创作的。
也许余切就喜欢出国长脸呢？
张守任心里想。
他首先看见了余切停在那的奥迪、桑塔纳。
进余切家里后，他又发现那些余切当初喜欢的玩意儿——摩托车，变速自行车，乃至于家中有棱角的日本游戏机，已经通通都扔进了杂物间中。
陈小旭在基金会忙碌，家里只有余切和行动不便的张俪。
张俪是大着肚子的，张守任一看便全明白了。
“要生了？预计在什么时候？”
“六月份，是个大胖小子。”
“你不是要去南方吗？”
“是啊！我给他取名叫余厚启，不如叫余镇南！他出生的日子，实在是太巧了。”
张守任一时百感交集：“我终于也看到你做父亲了，你变得稳重了！如果王编还活着，他也要很欣慰的。”
“难道我从前不稳重？”余切笑道。
“哦！稳重得很！”张俪朝他眨了眨眼睛，似有不满的哼了一声。接着从房间内离开。
关上门，只剩下张守仁和余切。
“我有两个事情来找你，一个是社内的人事变动，另一个有关于你的。”
“你们的人事变动，来问我干什么？不会还……让我开会吧。”
张守任奇怪的看他一眼。
“你是我们《十月》的灵魂人物。何况，今年以来，杂志渐渐不如以前好做……版税制实行在即，二十块都难征到名家稿件。年轻一代的作家都认你，为了你才投的我们杂志社，这不光是稿费的激励。”
余切一听有种莫名的感觉：他进入文坛以来，一直以年纪小而成就大闻名。时至今日，终于到了文坛“幼苗”们纷纷小于余切的时候了。
“我老了。”余切说。
“你才二十五岁，老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才是真正的老了。”
“我在燕大上课，台下的全是比我小很多的。你知道燕大有些十五六岁读书的神童，来到我的课堂上……我真觉得我老了。”
“你不老。”
“我朋友聂伟平你知道吗？他现在下棋要吸氧，算得头昏眼花，也算不过那些后起之秀。”
“写不一样，余切。”张守任笑着摇头，不和他争辩了。
接着，他问“组的组长由陈东杰来担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“我非要发表意见吗？”余切有点严肃。
“你的意见很重要！”
《十月》的组组长是个特殊职位。
由于它这本杂志的特殊性，组实质上是最重要的组。在余切记忆中，鲁省大学毕业的陈东杰，要苦熬十多年后才当上一把手，而现在社内竟然让他提前做了“储君”。
“为什么是他被培养了？”余切说漏了嘴。
张守任不觉得奇怪，而是说，“因为大家都觉得小陈是你的人。我们新招进来的编辑，没有几个和你有过接触……你是传说中的人物。陈东杰不仅是半个余学研究者，对出版业的认识也很深刻。”
“骆一禾也和我关系好，为什么不是骆一禾来接班？”
“骆一禾是高干子弟，条件太好，他一心只想要扑身在现代诗上面。”
“行，我没意见。”
几句话就定下了陈东杰的进步。
另一件事情是张守任在写文学评论稿。他本人除了做编辑，还是个小有名气的俄语文学研究者，“屠格涅夫专家”。
《血战老山》以中长篇的篇幅，写出了巨著的磅礴感，令张守任很感兴趣。他手痒难耐，想要发表一些文坛见解，特地来征得余切建议。
余切看了张守任的初稿：嚯！竟然写的很有见地。
张守任认为，军旅经过几次转型，以李存宝的《高山下花环》为标志，过去的是旧军旅，之后的是新“军旅”。
而余切的军旅文三部曲，则将新派军旅站稳根基，代表了这一类文学的高度。
这是一篇树立他地位的评论。
“好，你这个评论很有水平。我支持你，尽管拿去发。”
于是，这一评论被发到《文艺报》上。因其见解独到，很快被多家刊物转载。
部队前线，休息的后方营地，战士们纷纷翻开了报刊。
文学研究院，新一期作家学员班子，也同样翻开了报刊。
中央，长期为社会事件发声的“笔杆头”们，也看到这一评论。
……
“梁三喜如何来的？79年春，作家李存宝到前线和官兵吃住了四个月，他听到一个故事：一个从农村入伍的连队干部，因家里极度贫困，参军以来已经欠下不少账。他上战场前，和家中的妻子写信，希望他死后把抚恤金拿去还债，遇事多想想国家的难处，不要向组织伸手……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李存宝已经泪流满面。”
“他回来向我哭诉，于是，那个同志就成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梁三喜一家的原型。几经修改后，我立刻明白引发的巨大变革，简直前所未见。从前，作家总是忽略军队生活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视野狭窄，形成一种孤立的‘军营’文学，好似他们生活在乌托邦中……从这一天开始，军旅文学得到了真正的解放！”
（本章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）